也许没有哪座古代园林建筑能象西汉梁园那样承载着太多的文化基因、太浓的精神元素、太厚的人文淤积。以一座园林建筑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在中国文化史的横截面上留下如此清晰的轮廓，这种情景是足以令人震撼的。我这所以要选择这个题目，就是因为当我们站在更遥远的地方审视两千年以来的梁园，眼界更宽了、认识更深了、思考的角度也更广了。这种思考不是现实性的敷衍，而是建立在长久以来身居其间、深受熏染后的真切感悟。

　　尽管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古代建筑群，梁园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风光，只是在有限的行政区划范围内留下了一些零散的遗迹，但它所曾经的辉煌和壮美，却依然深刻地影响和残存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假如说只是普通概念上的建筑物，那么当它的实体被无情的岁月消蚀贻尽后，而仅以它的名称就能继续产生出如此庞大的力量，这种现象在世界建筑史上虽然也是存在的，但绝对是罕见的，并且各自有不同的力量延续的因由。梁园之所以产生这样不朽的能量，就在于它从建成之初，就不仅仅是作为休闲性情的单一场所，而是自始至终就周身浸染着文化的熏陶，从而使它能够在长时间的风雨吹打下仍然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两千年的梁园，是更大范畴上的文化承载者，是更广范围内的文明传播者。这种定位的选择，不但给梁园赋予了更新的内容、更高的境界，重要的是使梁园在以后的走向上有了更强烈的目的性、更浓烈的亲和力。

　　梁园之父名叫刘武，是大汉王朝文景时期的梁孝王。

　　刘武作为皇亲贵胄，是文帝的儿子、景帝的同胞兄弟。初为代王，后为梁王，封疆大梁，驻守睢阳。这种显赫的社会地位、优越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成长教养，丝毫没有成为刘武不思进取、不学无术的理由，使他成为人们想象中的纨绔子弟。而是使他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全面的历练，成为他增学识、磨意志、长才干的首要条件。特别是他在平定“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表现出来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使他在与同族同辈兄弟的对比中脱颖而出。

　　汉初时期的政治环境非常复杂。汉高祖刘邦起事之初，其军事力量根本无法与楚王项羽相比。而韩信等人的实力在军事天平中占有重要位置，向楚则楚胜，向汉则汉胜，成为社会各种势力都极力争取的力量。按照韩信的最初想法，他还是倾向于豪气冲天的项羽。但项羽的性格太过梗直和刚烈，抱着葫芦不开瓢，没有满足韩信等人开列的条件。而刘邦听取了张良等谋士的建议，与大臣们在白马订立盟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明确提出了开国之后共享天下的优惠政策，功臣均能分享胜利成果，可以分疆列土，分封王侯，拥有自己独立的领地和相当大的自主权力。这些措施的实施，立即得到了大多数军阀的响应，从而使刘邦在楚汉争霸的关健时刻一举扭转了不利局势，垓下一役成功，开大汉数百年的江山。刘邦在功成之后也确实兑现了当初的诺言，按功分赏，封王封侯。这种局面持续了没有多长时间，吕后为了筑固刘氏天下，削弱异姓王的权力，规定只有姓刘的才能封王，采取手段一举铲除了韩信等功臣。但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随即又起波澜，“按下葫芦浮起瓢”，刘氏家族的其它地方势力却乘机崛起，对中央政权重新造成了重大威胁。

　　景帝时，御吏大夫晁错出于维护中央政权权威性的考虑，提出削弱诸侯王封地的建议，引起了诸侯王们的强烈不满。前154年，吴王刘濞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公开与中央政府对抗。面对这种形势，朝野上下一片混乱，不知所措。只有当时驻守睢阳的梁王刘武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公开站出来指责叛军的不忠行径。为了阻止叛军西上，刘武坚守叛军必经之地的睢阳达三月之久，后与太尉周亚夫合兵，击溃吴楚叛军，“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

　　汉景帝对刘武的赤胆忠心极为欣赏，“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代后传于王。”刘武虽然知道这也许不是景帝的真实想法，但内心却也非常高兴。同时，刘武对母亲窦太后又至孝，“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刘武渴望承续帝位的心理开始萌动。但按照汉王朝帝位传承的规矩，长子为先。如果打破这种常规，无人敢担这个责任，即便强势如窦太后这样的女人，在对两个儿子的权衡中，也不敢改变祖制。雄才大略的刘武心有不甘地屈据王位。

　　既然命运如此不公，刘武也只好采取“不能战胜，只有妥协”的策略，一心一意经营自己的梁国。当时的大汉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经过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代勤谨有为的皇帝的精心打理，平乱削藩，发展经济，使天下呈现出一派和平景象。在这种氛围影响下，天下无战事，诸侯王们有精力也有理由凭着各自的喜好来做事。

　　当别的王侯们都醉心于声色犬马、狎伎高歌的时候，梁孝王刘武显示出了高人一筹的人格力量。因为刘武其人才华横溢、爱惜人才，颇有君子之风，当时的文人雅士多好与其交往。为了炫耀文雅，他决心举一国之力，建成一座可供友人游戏采风、纵情舒怀的优雅场所。这时，散布于梁国境内的各个风景名胜，纳入了他的视野。他经过精心筹划，邀请名士共同商议，确定了建设梁园这样一个大型园林的宏大构想。他从天下广泛采集奇花异石，征用能工巧匠，堆山造湖，置亭建阁，历时10余年，建设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私家园林菟园，后人称作梁园。

　　梁园的建成一时轰动天下，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史记》上称梁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平台三十里。”“宫观相连，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至。”《西京杂记》记载：“梁孝王好营宫室园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尽管此前曾有汉景帝修建的上林苑在先，但梁园无论是规模上还是投资上和景物设置上，都超过了上林苑，按当时的规矩有僭越的嫌疑。但由于景帝在王位的问题上一直对这个唯一的同胞兄弟心怀愧疚，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以为忤，反而对此多有褒奖，从而为后世留下了这样一座名垂千古的风雅场所。

　　无论当时刘武出于何种目的，但梁园的博大宏伟却是不争的客观现实。现在推测刘武兴建梁园的动因和条件，也许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条件。西汉文景之治，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治时期。社会安定，边陲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财富极为丰富。而梁国作为当时的诸侯大国，“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疆域辽阔，人口繁盛，经济发达，富桑麻之利，通渔盐之货，是最富庶的地方。加上梁国领域内的芒砀山乃是高祖刘邦拔剑斩蛇的龙兴之地，刘武肩负守望职责，梁国具有独特的优惠政策。从而使这里得天时享地利，一时富甲天下，“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充足的物质力量作支撑，刘武才能有足够的魄力和勇气作出修建梁园的重大决策。

　　二是政治条件。正如前文所说，因为祖制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制衡，刘武一直没有登上汉王朝的权力巅峰，心怀怨气而又无法直接表达，只有借大规模的建设而求得心理的平衡。既发泄自己的不满，又表明自己的权势和威望。而汉景帝对此不但没有制止的意思，反而从侧面予以支持，“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这种现象至今仍然非常值得耐人寻味。一座梁园的兴建，加上刘武身后在芒砀山中“制同京师”的陵墓，这些也许只是个人行为，但在当时却是兄弟两人不动声色的政治博弈。从中我们既能看到刘武政治心理的率真和幼稚，又能看到汉景帝在作风和品质上的宽容和平和，最起码表现出兄弟二人在国家大局上还是能够精诚团结、密切协作的，否则就无法找到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繁荣的封建朝代的理由。

　　三是历史条件。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达官贵人们就有蓄养门客的传统。秦汉时期的中国文人在社会认知程度上颇高，各国诸侯们就把他们招致门下，作为为自己出谋划策的幕缭，同时也能大大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而刘武本人崇文尚武、喜好风雅，当时的著名人士也乐意有这样一棵大树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所以，梁园之内雅声悠扬、文风鼎盛，成为一时景象，影响和带动了大汉一朝的文化崛起。刘武的人格力量、梁园的盛世美景，都成了饱学之士竟相向往的胜地。枚乘、邹阳、庄忌、司马相如等人都相继聚拢在梁园，象邹阳还宁愿辞去汉景帝封他的官职，到梁园“从梁王游”。而刘武天性爱助人，即便对于一些默默无声的小人物也极力帮助。如梁园附近有一个年轻学者叫焦延寿，家境清寒，少有大志，对《易经》研究独有心得，刘武遂起怜才之意，命王室“供其资用，令极易学”。焦延寿潜心向学，终成西汉哲学大家，有《焦氏易林》传于后世。因此，刘武声望日隆，梁园也成为天下士人争相往来的胜地。

　　辉煌的梁园一直延续了数百年，至唐末时已经衰败。现在，商丘的地面上只有三陵台、清凉寺、朱台、平台等遗迹尚存，成为这里的名胜。每年的农历年节，都有许多群众到这些地方集会、烧香、唱大戏，用传统而朴素的民间方式缅怀这里曾经的繁华。在平台镇北部的朱寨村沈楼村民组，还有一株当年后花园里的银杏树依然茂盛，诉说着梁园近两千年来的历史行程。这株银杏树也许只是刘武手下花匠随手种下的，但他却没有想到，就这样一个不经意间的举动，竟成了现在追思前朝的一个窗口，树身上的丝丝脉络，竟还蕴含着不尽的信息。

　　如果梁园仅仅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建筑物，就无法想象当它的实体整个消蚀之后，它的力量还能如此大规模的延续，甚至于两千年后还依然散发着不尽的氤氲。要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自身蕴含的文化能量在发挥着作用。也许只有文化才会不为风霜所撼，以无形的力量传播着。文化不倒，人们心中的梁园就永恒地存在着。

　　这种理由是完全立得住的。因为从梁园建成的初衷上以及其后对文化创造者和传播者的吸引力上看，它的周身所吸纳的文化气息、文明基因，就越来越浓烈地向四周散发着。

　　司马相如，是梁园诞生的最为著名的文学家，他在梁园开创的赋体这种文学形式，为后世的文学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司马相如，字长卿，生于前179年，死于前117年，四川成都人。他自幼好读书、喜击剑、擅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他入仕之后，被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个官职不是他所钟爱的，加之景帝过于威严、不好辞赋，两人缺乏相同的志趣爱好。当梁孝王刘武来朝述职时，司马相如与他一见倾心，就主动炒了老板景帝的鱿鱼，从刘武来到梁园。在梁园的几年时间里，他陶醉于梁园美景，作《子虚赋》呈现梁王，为赋体的发韧之作。

　　在这篇震古烁今的文章中，他一扫楚辞委靡艳丽的俗套，假设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以“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亦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指出：“盖汉兴好楚声，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

　　《子虚赋》的创作，使中国文学迈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奠定了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一时人人争颂。

　　刘武去世后，司马相如感怀斯人已逝，知音难求，就拍拍手回了老家四川。《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尽管司马相如名满天下，但作为文人的他并没有积攒下太多的物质财富，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知心伴侣。他的好友王吉在临邛当县令，知道相如困厄，就邀请他去做客。当时临邛有好多富人，其中卓王孙家资巨万，女儿卓文君才貌双绝，新寡在家。卓王孙仰慕相如风采，就设宴邀请相如和王吉。但司马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想找机会与文君相会。席间，王吉称誉相如不仅精于词赋，而且琴艺绝佳。相如就弹起了一曲《凤求凰》，琴挑文君。曲曰：

　　“凤兮凤兮归故乡，

　　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

　　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

　　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

　　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

　　得托孳尾永为妃

　　在这个故事里，历来都有许多人对司马、对文君颇有微词，认为司马心机太过深沉，文君为人太过轻浮。但人们大都抛开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仅仅以局限的心态来看待“凤求凰”的故事。换个角度来探究，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相爱过程的合理性。首先从司马相如来讲，他长年接触的是达官显贵，周旋于政治旋涡之中，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自然比常人要复杂得多。加之他个人性格放纵不拘、超脱世俗，为人行事多随天性；其次从文君来讲，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广泛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妇女们还不能完全用儒家的教条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做人做事要洒脱得多。直到稍后的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非礼勿听、非礼勿视”成为人们严格的行为规范。因此，我们现今仍然应该对他们抱着宽容和欣赏的态度，在自己心境里演绎着一段美好浪漫的爱情故事。

　　其后，汉武帝偶然读到了《子虚赋》，疑为天人，惊叹道：“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遂邀相如来京。在随从汉武帝游上林苑时，相如献《上林赋》一文。《上林赋》又名《天子游猎赋》，延续了《子虚赋》的体例和风格，内容前后相连，仍然用问答体的形式展开，以天子游猎为中心，将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等等内容包罗在内，展现了社会昌盛、经济繁荣的汉武盛世，展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汉武帝阅文大喜，拜为郎。后来由于司马相如得了“消渴疾”，就是现代常说的糖尿病，慢慢死去。

　　纵观司马相如一生，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堪称一代伟丈夫。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固然是惊世骇俗之举；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辅以梁园的盛世美景，开辟了大赋一体，为汉文学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他的作品一扫以往文章或咏风景、或叹感伤、或述经历、或陈道理的纯个人自恋的行文内容，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使后世的文章在内容上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问题、更广的范围内触及矛盾；在文章的形式上收罗了许多脱离日常生活的陌生孤僻却极为工整的词汇，逐字逐句精心选择，完全清除了在楚辞中残留的简单用语，多用四字句，同时和三字句、七字句交错使用，显示出一种成熟时期整齐复杂的文学美感。因此，司马相如不愧为汉赋一体的奠基人。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梁王宫阙今安在，

　　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绿池，

　　空馀汴水东流海。

　　沉吟此事泪满衣，

　　黄金买醉未能归……”

　　三位诗人走后，一位白衣女子来到这里，站在墙壁前反复吟诵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如醉如痴。一个小僧人看到粉白的墙壁被涂得黑压压一片，心生怨气，想要用布去擦，却被这位女子拦住。经过一番交涉，女子取出一千两银子买下此壁，保住了墙上的诗句。这位女子姓宗，其祖父名叫宗楚客，在唐高宗时期曾做过宰相，后因依附韦后，被唐玄宗杀了。她“千金买壁”之事，很快传到了李白的耳朵里。李白很感动，便托杜甫和高适做媒，娶这位宗氏女为妻。宗氏由此成为李白的第二位夫人。 这样一来，李白在粱园也有了家。此后十年间，他多次回到这里。这只诗坛的漂荡之舟，疲惫时在梁园之中有了停靠的港湾。 宗氏去世后，李白留下了一句“梁园虽好，终非故乡”的感慨，挥挥衣袖告别了梁园。

　　虽然诗人们先后走了，但梁园依然是他们心目中的梦中天堂，他们也都用手中的巨笔，为梁园的文化史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中，三百里梁园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唐肃宗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叛军安庆绪部将尹子奇率部十三万，一路势如破竹，兵临睢阳城下，与张巡、许远率领的唐朝守军展开了历时半年多的激烈交锋。双方互有胜负，激战惨烈。唐朝守军英勇杀敌，使敌军的攻势受到遏制，保住了江南的半壁江山，但睢阳人民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蹂躏下，睢阳大地上玉石俱焚，千年梁园的大部分建筑物也在军事冲突中毁于战火。

　　到了宋代后期，北宋灭亡，金人南侵，蒙古人建元，草原游牧民族的铁蹄更是把梁园仅存的故迹践踏得体无完肤，梁园也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到这里后，无奈地写道：“梁园久芜没，何以奉君游。”

　　到了明代后期，这里已经是“驱车荒城隅，昔是梁王园。当日宾客馆，离离百草蕃。”（侯方域《梁园怀古》）

　　但是，作为梁园一脉相传所形成的文学理念，却深深根植于这块土地上，也沉淀于人们的心目中。特别是明末清初从睢阳涌现出来的以“雪苑六公子”和“雪苑诗社”为代表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团体，他们以梁园为滋养，创作了一大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芳千古的名篇巨制。侯方域更是以他的《李姬传》等作品名动一时。

　　现在，作为物象化的梁园也许无法复制了，但从另一个层面上，它所创造和承载的文化还在给这片土地以更深层次的滋养和薰染，渗透进了我们的心灵基因之中。 

　　回顾梁园从建成到损毁的过程，回顾梁园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特位置，有这样几点深深打动着我们。

　　一是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刘武身前的梁园、身后的寝陵，都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人生构筑，为后世带来了辉煌的汉梁文化。这种以一人一事、一景一物而形成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明整个架构的天然源泉。我并不是否认主流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和文明体系推演中的主导地位，而是说地域文化以它的巨大的丰富性、包容性、扩张性，给了主流文化以基本的支撑。涓涓地域文化的细流，汇成了主流文化的滔滔大河。无论是汉梁文化还是梁园文化，都只能作为地域文化而存在，只能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梁园文化与汉梁文化割裂开来，或分成主次。我先前曾在《芒砀山与汉梁文化》一文中专门阐述过汉梁文化的形成过程，但梁园文化从更加单纯和精淬的文学角度上看，也许更具有广泛的认知感，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更具有耀眼的闪光点。

　　二是提供了文化创新和文学创作的环境。没有梁园存在，也许就没有大赋一体的形成、产生、发展和成熟，司马相如等人的文学才能也许要大打折扣，中国文坛也许就会逊色许多。从这个角度上看，梁园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孤立的砖瓦土石建筑物，而是艺术雨露滋养下的具有鲜活灵魂的生命体，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的纪念地，梁园文学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此，一些文学史专家曾多次提出汉赋发源于梁园的理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恳谈会”上纵论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时谈到：“梁园文学的主阵地在商丘。”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群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读史记》中的司马相如列传时说：“他的文学创作的起步就是在商丘，成就司马相如一代文豪的也是商丘的水土。”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说道：“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中国文学史》一书写到：“梁园的文化氛围令文学之士感到惬意，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境。”正是有了梁园良好的创作环境，才有了作家们的创作激情，才形成了以汉赋为代表的又一种崭新文体的诞生。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许是梁园最大的贡献。从司马相如辈开始，梁园在文学家心目中都是最纯净的创作圣地，这种文学会馆的独特作用，为梁园的在众多或存在、或消亡的园林建筑中脱颖而出提供了先天的理由。大赋一体的形成，更使梁园成为文学史上的图腾，风雅一时，名冠天下。

　　三是成就了文学艺术家的咏诵对象。作为酬答，梁园自然也成了当时和后世的作家们争相吟咏的对象，为中国文学的殿堂增加了许多宝贵的内容。除了司马相如、枚乘等人的作品外，后来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以“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之句，表示在座的宾客好比是当年聚集在睢园（即梁园）里的文人雅士一样饮酒赋诗，他们豪爽善饮的气概超过了陶渊明；李白在《鸣皋歌送岑徵君》中唱到：“交鼓吹兮弹丝，觞清泠兮池阁。”岑参在《山房春事两首》叹到“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两三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犹发旧时花。”杜甫在《遣怀》中写到：“昔我游宋中，唯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高适写到：“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到了元代，甚至“梁园月”一词都作为特定的景物，成了人们心中的大美。元代散曲家张鸣善在《咏世》一曲中说“洛阳花，梁园月，好花需买，好月需赊。”关汉卿在曲中借主人公之口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柳台。”这些都为两千年的梁园抹上了一层绚烂的人文色彩。

　　四是展示了文化在人类进程中的无形力量。当物质的东西被无情的岁月磨平后，只有它自身所蕴含的精神能量还在继续渗透进时间和土地中去，继续影响着一定的人文生态。物质的东西能够存在着当然是好事，但有时它也会遮挡住人们对历史的审视的目光。而当一定的物质消失后，人们的眼前可能会豁然开朗，更加清晰地呈现出原生态的文化脉络。梁园用它依然强有力的人文力量为我们演绎了一个由物质到精神、由毁灭到永恒的凤凰涅磐式的千年传奇。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园不逊于阿房宫、不逊于圆明园。 N
3 当我们拂去过往的风尘，重新审视梁园的价值，那随风而逝的风花雪月也许有过太多令人唏嘘不止的遗憾。但物质意义上的有形的梁园，却是名副其实的文学殿堂；精神意义上的无形的梁园，为文学、文化、文明精心遮掩了一个心灵休憩的梦中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