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胶着、动荡与惴惴不安中，世界发生了很多改变，而其中一些人物和事件，将对未来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在经济领域，欧债危机和美国信用评级下调牵动了每个人的神经。多数观点认为，这些事件可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副产品，是经济衰退与再次增长交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周期性阵痛。

　　然而，从哲学角度讲我更认为，2011年世界所经历的种种震荡，预示着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已经开始：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奉行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无法解决当前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矛盾，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双重考验——我们可能到了需要重构政企关系的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西方的繁荣与结构性矛盾

　　“二战”后，西方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其成功主要是依赖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

　　从政府层面看，私有产权的至高无上，新闻自由、维护人权、民主和法治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三权分立体制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通过强调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尽可能实现机会均等，打破阶层固化，使“美国梦”的实现成为可能。

　　在企业层面，私有产权保护促成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大企业则承担了很多的社会责任，其最大贡献之一是为社会打造了一个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

　　在个体层面，自由与平等的制度安排促成社会群体发自内心地对公共事务关心与关爱。过去两年，我出任美国最大慈善机构“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的全球理事，切身感受到在美国社会中，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富商，或是普通老百姓，对社会的关爱程度及对公共事务参与意识都非常高——捐助财富、奉献时间及其他才华。可以说，多年来西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对良性的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而这构成了近年来西方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的基石。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民主化所推动的社会深入变革，西方所代表的、具有“历史终结”意义的社会模式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第一大挑战，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在诸多发达国家到达难以为继的程度。在民主制度下，老百姓都希望维持现有的福利并梦想争取到更多福利，任何紧缩的财务政策都可能招致选民的不满而使政府更迭。2011年，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四国政府就因呼吁实行紧缩政策而被颠覆。今天，像撒切尔夫人那样铁腕，为了国家利益有勇气与胆识做出不受公众欢迎的改革并推动实施的西方领导人已经很少见。在我看来，西方社会在民主制度下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压力非常大。

　　第二大挑战，在信息高度民主化的今天，愿意从政的西方社会精英逐渐减少。因信息民主化而带来的高透明度，许多仁人志士都表达出不愿意从政的意愿。可以预见，尼采担心的民主制度会演变成“二流”人才治国的情景正一步步显现出来。至少我们观察到，西方社会离精英治国的梦想是渐行渐远。

　　第三大挑战，经济贸易投资全球化与政治本土化的矛盾。如今，西方民主与政治主要是一种本土化的制度安排。在过去，美国政府只需管制在美国经营的企业。而今天，经济贸易投资全球化加上企业经营全球化，本土化与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民主政治与全球化的经济形态形成了严重对立。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刻结构性矛盾可能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整个世界在短期之内很难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八国集团及G20的成立与组织协调也难以解决这个深层的矛盾。因此，这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全球金融、经济及其他发展危机。

　　第四大挑战，实践证明，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解决不了收入和财富不均的问题。以美国为例，过去十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不断降低，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目前，美国1%的最高收入者获得了20%的社会收入，而这个数据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为8%.2010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5，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收入和财富不均导致中产阶级在减少，这种长期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北欧和日本相对比较好）找不到解决办法，公众会更加不信任政府，社会发展可能进入恶性循环。

　　从伦敦骚乱到占领华尔街，2011年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各种民主运动充分暴露了其社会内部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是难以通过现有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组合解决的。我认为，西方可能需要一次洗心革面的社会大变革与制度重构。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民主化的今天，西方可能需要构建新一代政企关系，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