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厦作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支点，连接着世界上许多其他类似的支点。

　　在尖沙咀弥敦道鳞次栉比的繁忙商厦中，名声最响但风评最差的，大概要数重庆大厦。天黑以后，从北京道走到弥敦道路口时，如果猛一抬眼，多半会被对面那个细长的黑窟窿吓一跳，再看得仔细些，黑窟窿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小黑窟窿（窗户）和更小的黑窟窿（空调外机）。它并不是漆黑一片，但是窗户里透出的微弱灯光和周围闪烁的霓虹灯形成的反差太过强烈，以至于造成了巨大的吞噬感。这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观看重庆大厦的最震撼视角。不过，从大厦门前走过，反而很容易错过它，因为入口不大，视线范围内也没有明显的招牌。离它最近的出口是尖沙咀地铁站N5出口，这个出口没有电梯，楼梯尽头是一条有些脏乱的小巷，小巷里有一家7-11便利店，夜晚光顾的大都是非洲人和南亚人。有一天凌晨，我因为好奇而走进紧邻大厦的阴暗巷道，但又因为紧张而走得太快，只隐约瞥到两个倚墙吐烟圈的黑人和在巷口流连的性工作者。

　　不过，现在重庆大厦变得没那么突兀了。今年早些时候，大厦业主立法团主席林惠龙女士找人翻新了外立面，使这座1962年建造的高楼在环境中显得低调了不少。

　　尽管重庆大厦在改变，对于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来说，它仍是个一辈子也不会进去的地方。尽管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能使人对它产生一点浪漫想象，他们还是害怕这个地方，甚至有点引以为耻。香港回归后大批到香港留学、定居的“新香港人”，同样对这里充满警惕。甚至连选择住在里面的背包客，也多少担心安全、火警和健康问题。

　　一座大厦里的人类学调查

　　2006年开始，有一个50多岁、中等身材的白人开始频繁出入这座“摇摇欲坠”的高楼，找各种人谈话。他不像旅行者，因为他不是每次来都住；也不像便衣，因为身体看起来太弱；人们觉得他有可能是CIA，可是他说：“CIA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调查。”每个周六，他会乘电梯到顶层17层，然后步行往下，看什么旅馆有空房便随机入住，3年多时间，他住遍了重庆大厦里所有的旅馆。

　　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有时候需要随身携带药物和针管以便注射胰岛素，有几次他不小心注射过量，在大厦里失去意识，抽搐不止。人们又以为他是此地常见的瘾君子。他告诉人们，自己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来这里做田野调查，将要写一本关于重庆大厦的书。半年多之后，大部分人相信了他的话。

　　麦高登在1983年作为背包客第一次进入重庆大厦，那时候他拿到了硕士学位，准备靠3000美元，花一年时间环游世界。“香港是个很昂贵的城市，以便宜闻名的重庆大厦当然是我的选择。”旅行结束后，他在日本完成了博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读完博士后，此后一直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很少有人类学家会把研究范围设定在一幢楼里，何况这幢楼是香港60年代最常见的本地设计，包含两层底座以及其上五座各自为政的大楼。麦高登之所以对重庆大厦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是因为他认为这里是“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的中心。“大厦里布满大大小小的廉价旅店和商铺……来自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意人和临时工来此淘金，也有避难者来此寻求庇护，游客来此寻求廉价住宿和探险……每天晚上，有4000个人留宿重庆大厦。”麦高登在不同的旅馆里邂逅了129个国籍的人。

　　所谓“低端全球化”，与人们想到“全球化”时脑子里蹦出的词汇很不一样，没有大型跨国企业，没有豪华办公大楼，也没有宏伟的财政预算……处于低端全球化链条中的商人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租用集装箱和火车来运送货品，并尽可能躲避税收和版权法律。“这是今时今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麦高登说，“重庆大厦作为这种全球化的中心支点，连接着世界上许多其他类似的支点，比如曼谷、迪拜、加尔各答、加德满都、拉各斯、内罗毕等。”跟随在重庆大厦里认识的商人，他也去了这些地方，以及他们的货源地——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