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设计师的中标使我们暂时失去许多份额，但我国最富活力的中青年一代建筑师认为，这是我们融入国际建筑潮流的开始；只有这暂时的付出，才有我们将来在国际竞逐中胜出的一天

　　近30年来，我国建筑风格日见多样，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大型建筑，甚至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所谓“现代”、“后现代”的样式已屡见不鲜（它们固然也带来某些弊端，对此本文暂时不谈）。而这些建筑物多半都是由外国建筑师中标设计的，它们的面孔又是那样与众不同，与我们的传统风格更是大相径庭。不难想象，这冲击了人们的审美习惯，甚至触伤了一部分人的民族自尊心。于是，一种情绪起来了，一种言论也随之传开了：这些外国建筑师竟把他们在国际建筑市场上推销不出去的货色拿到中国来兜售。

　　这样的看法显然已经越出了建筑专业的学术范围，进入道德的层面了。我认为这样的情绪和言论缺乏开放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一个刚走出封闭状态的国家，要与世界“接轨”，首先要掌握并习惯于国际间的各项“游戏规则”。拿建筑来说，建筑师在各国间的客串、游动几乎是国际一体的，今天这个建筑师在别国投标或中标，明天那个建筑师在本国投标或中标是司空见惯的事。君不见，9.11被恐怖分子毁掉的、曾经是世界最高的纽约世贸大厦是日本人设计的，而现在在原址上重建的建筑则让德国人中了标，须知，美国建筑师的阵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当然，美国建筑师也不乏在外国大显身手，例如耸立在西班牙毕尔鲍厄的古根海姆博物馆，那座极新颖的“后现代”建筑奇观即出自于美国建筑师F盖里之手。德国是现代建筑的开山祖“包豪斯”的故乡，其建筑力量历来不弱，然而德国的政治标志性建筑国会大厦改建工程的设计却交给了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勋爵。法国的建筑亦享誉世界，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以两位总统即蓬皮杜和密特朗名义建造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和卢浮宫扩建工程都没有采用本国设计师的方案，前者让意大利的皮亚诺和英国的斯特恩中了标，后者则由总统指名请美籍华人贝聿铭来担纲。至于备受赞誉的悉尼歌剧院，众所周知，那是丹麦建筑师伍岑的杰作……总之，建筑作为艺术范畴的一种，是最不看国界，最能体现智慧共享精神的，而且在理论、技术和信息方面也是最少保密意识的。各国建筑师在彼此客串与互动往来中，可以获得较大的施展自己本领的空间，并且可以让更多的异域民族来检验自己的作品。这对于世界建筑业的整体提高和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建筑师队伍与世界建筑强国相较，暂时还处于弱势。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强调：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智慧成果。也就是在这之后，我国的一些大型建筑，首先是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开始实行对外招标。

　　外国设计师的中标使我们暂时失去许多份额，但我国最富活力的中青年一代建筑师却并不气馁。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融入国际建筑潮流的开始，就像当年加入WTO一样。只有这暂时的付出，才有我们将来在国际竞逐中胜出的一天。这才是民族自信的表现。

　　近年来我国实行国际招标的那些大型建筑，中标的绝大多数都是国际第一流建筑师及其建筑事务所。建筑作为艺术，他们自然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新的建筑理念即“现代”或“后现代”来构思他们的作品的。而现代建筑师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以重复为耻——既不重复前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因为重复是匠人的习性，而创造才是艺术家的本色。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时代特点下，新、奇、怪的建筑层出不穷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无疑，现代艺术（包括建筑）的美不等于新奇怪，但无数新奇怪的总体中必然包含着现代的美。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就是从众多的“后现代”建筑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她的崭新的建筑语言与多意象的美受到全世界公众一致的赞誉，以至刚到“而立”之年就被联合国确立为“人类遗产”了。

　　自从“现代”、“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许多美学信条都改变了。比如，“对称”是过去一条重要的美学法则。但现在国际美学界普遍认为“不对称”也是一条重要的美学原理。因此对待现代艺术，需要宏观的文化视野，还需要“微观”的艺术经验。在这方面，与学问多寡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一个经常接触现代艺术的出租司机与一个不经常接触现代艺术的院士在对待同一件现代艺术作品时，前者发表的意见，可能比后者更在理。同样，一个经常接触或专门从事古典艺术（建筑）研究的专家，他的大脑被固有的审美信息饱和了，对现代艺术也会格格不入，以致形成“泥古、厌新、拒外”的惯性思维。对于这类朋友的意见，你说得再多，他的大脑已进不去别的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