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又逢中国即将加入WTO，国务院承诺五年内逐步对外资开放勘察设计领域，中国实际上即将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建设发展基地。面对即将涌入的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中国的建筑与中国的建筑师，尤其我们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应该怎么办?这里担心的问题有两个范畴，一是如何从本土出发，创作真正适合中国文化的建筑；一是在与西方建筑师的竞争中，我们是否会在日益全球化的建筑设计市场上沦为“二等设计公民”？

　　这很可能是个令人悲哀的话题。回顾世纪百年，建筑这个行当从来就是多风多雨的。在此之前，中国已盖了几千年根本就没有建筑师的房子，而五十年代以后，建筑师这个称呼也都统归在工程师的名下，到现在业主上门，也都一律“某工”、“某工”，中国的建筑是在没有建筑师这个职业下出现的。我比较赞同张永和建筑师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建筑是从“建造”开始的，而建筑师的工作其实也一直是在知识分子和工匠之间徘徊。鲁班是工匠，现在的“鲁班奖”虽然带有一定的设计成份，但明显是颁给施工企业的，所以建筑师不是工匠。古代是没有建筑师的，而事实上一些提供想法的人也许可算是半个建筑师。比如张永和举过一个例子，大意是明代的文征明住在拙政园的时候很可能把许多好的想法转给木匠、泥瓦匠，工匠们把他的想法实施出来，成为建筑。还有清代工匠出身的雷发达（公元1619-1693）和他的子孙七代，先后主持了北京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香山、北海和中南海等的规划及其宫殿皇陵的建筑设计，被称为“样式雷”。雷发达曾用硬纸板制成可以揭开房顶观察内部结构的建筑模型，这大概是我国以活动模型进行设计之始，所以“样式雷”应该算是真正意义的建筑师了。而真正的建筑师职业的出现是上世纪初第一代留学生回国后，从庄俊、梁思成、杨廷宝他们那个时代开始的。毫无疑问这是从西方传入的一门职业，五十年代末开始中断，直到几年前建立注册建筑师考试制度，算是又重新与国际接轨。但现在办户口填表格包括互联网中申请email地址在职业栏上仍然只能找到工程技术人员或科研人员、设计人员等相关条目，绝大多数的人们仍然试图在工程师或设计师之间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称呼，显然，这与体制有关。在这种局面下，要寻找或创作真正本土的中国建筑是无比艰难的。我们换个角度，再回顾一下世纪百年的中国建筑，无法回避的是它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与西方文化的导入有关。

　　第一阶段是世纪初，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带来了西方国家的建筑，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青岛、大连等城市的一些近代西洋建筑。这其中也有与本土结合得好的，比如上海的里弄建筑，可说是欧洲工业革命后在城市开发的联排工人住宅与中国江南地区围合庭院的产物，它们很适应当时的中国国情，而今上海里弄已成为海派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期间既有西方建筑师直接在中国执业，也有受西方建筑教育归来的中国建筑师开设建筑师事务所。事实上这段时期就已经有一系列有着明显现代精神的作品问世，如庄俊1935年的上海孙克基妇产科医院，董大酉在同年建成的自宅等。

　　第二阶段是二战前后，现代主义风格深入影响中国，五十年代初诞生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本土现代建筑（那时建设方和官员尚无意识干预设计），如北京儿童医院（华揽洪、傅义通，1952-1954），上海同济大学文远楼（黄毓麟、哈雄文等，1951-1953），武汉医学院外科楼（冯纪忠，1952-1953），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李德华，1956），武汉东湖梅岭宾馆（戴复东、吴庐生等，1958-1961）等等。这也许该算是最令我们骄傲的一批现代建筑了，它们和西方同期建筑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大差距。然而紧接着的苏联“社会主义”建筑理论的导入，许多这些优秀的现代建筑被作为“国际风格”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建筑而受到批判，于是在全国上演了一场以大屋顶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形式”运动，其实反观当时在许多大学校园里所建的大屋顶民族形式的教学楼建筑，虽然在空间上有可能是西方的，非常包豪斯的，但在形式上毫无疑问带有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意味，那些建筑在比例、尺度及其细部推敲上，也都显示出当时建筑师扎实的设计功底。然而“好景”不长，没有两年的时间，一场反浪费运动使“大屋顶”被冠以“复古主义”受到清算。如此一来，中国建筑从此陷入平屋顶不行，大屋顶也不行的的左右为难的境地。现代主义建筑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彻底迷失了。

　　第三阶段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潮流派一涌而入。适逢各大院校重开建筑系，由于教育方式的不成熟，我们对后现代、解构主义等等的思潮流派的兴趣远远超过了许多建筑本体的东西，包括我们还没有深入了解的现代主义，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九十年代经济大发展中带来的中外合作设计，着实让中国的城市建筑火了一把，但其中真正反映出本土文化的建筑又有多少？这个任务毫无疑问要由我们自己来完成，但这段时间，能让我们自己满意的本土建筑师的作品又有多少？如果要举一个例子我很想提一提松江方塔园，但那个小小的何陋轩显然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商业时代，没有人会在乎一幢小建筑，事实是只要你设计过一幢大型的公共建筑，这个设计的优劣不论，你一定会因为这个城市的这一项令人瞩目的建设成绩而成为一名重要的建筑师的。这是再次令人感到悲哀与无奈的话题，这牵涉到我们的创作环境与价值观。 在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初始化商业社会，设计的价值观首先当然是要与效益挂钩的。你不能要求现在的设计院在一幢小住宅和一组大型的市政中心前一视同仁；我们也难以左右业主与主管部门对他们“自己”项目的独特见解与要求，因为现在他们大多数明显看来比建筑师们要“见多识广”，同时所定的设计费已经明确表示出设计的价值，而如果不具备一种超乎常人的感染力的话，你也同样不能祈求一个不懂建筑的人来体会你设计中的创造性的价值。 好在这一切都在改变。当众多的业主们发现造出来的建筑其实并不象赏心悦目的效果图或模型那么爽气，或者开始后悔当初没听建筑师的奉劝而选择了他自己不知那里看来而且想来一定好看的形式色彩，情况会有所好转，然而代价将是沉重的。一方面，急功近利、追新求异的建筑已将我们的城市变得光怪陆离；另一方面建筑师们在这场商业大战中也找到了乖巧的方法，真正的创新已很少有人问津了，只是集中精力在选用国外书籍中的图片作东拼西凑的组合工作，另外在焦头烂额手忙脚乱眼看着要来不及的时候还有高水平的效果图和模型公司等着进行再创作，因为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做那些原创性的思考了。一个几万平方米的建筑方案投标很可能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端出来的却仍然是堪与精美年历甚至婚纱摄影集媲美的设计文本，而设计院能干的建筑师们哪一个不是手中有几个工程同时进行呢？关于这一点，雷姆•库哈斯在他那本新书《变异》(Mutations)中作了一个颇为精确的计算：中国建筑师用最低的费用在最短的时间里设计了最大量的建筑物，其效率相当于美国建筑师的2500倍！

　　这是个速度至上的年代，在经济模式的压力下，对速度与形式主义的追求被可怕地置于进步的名义之下，在此同时许多时间却又被浪费在重复的管理环节之上，留给建筑师的时间已少之又少。然而建筑真的是个需要不断进行思考、沉淀的创作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师们该怎么办?

　　舍弃？！也许有所舍才能有所取，鱼和熊掌很少能够兼得。

　　米兰•昆德拉最近也出了一本新书，书名为《缓慢》，作家说：“速度是技术革命献给人类的一种迷醉的方式。……当人被机器赋予了速度的快感之后，一切便改变了：自此之后，他的身体处在游戏之外，他投身于一种无关肉体的、非物质的速度之中，纯粹的速度、速度本身、以及令人兴奋的速度感之中。……为什么缓慢的乐趣消失了呢？以前那些闲逛的人们到那里去了？那些民谣小曲中所歌咏的漂泊的英雄，那些游荡于磨坊、风车之间，酣睡在星座之下的流浪者，他们到那里去了？他们随着乡间小路、随着草原和林中隙地、随着大自然消失了吗？捷克有一句谚语，将他们温柔的闲暇以一个定义来比喻：悠闲的人是在凝视上帝的窗口。凝视上帝窗口的人不无聊，他很幸福”

　　速度带来的只是快感，而缓慢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在无休止的加班与忙碌之中，在激烈的投标与竞争里，毫无疑问我们不断会获得一些短暂的快感，但是有多少人在这段时间体会过真正的快乐？体会到那种因为设计所带来的快乐呢？设计院里，一年一年，从前精神抖擞的优秀青年还有多少仍然激情满怀为建筑而执着，为设计而快乐呢？

　　若是乐趣被埋葬掉了，还是什么乐趣?

　　今天我们经常为噪音和各种烦乱的景象所困扰，殊不知“速度”正是这"喧嚣"的罪魁祸首之一，这是值得整个社会深思的问题。建筑也必须克服这种困扰。著名的意大利杂志《Domus》的前任主编维多里奥•马尼亚戈•兰普尼亚尼在1996年写了一本书《持久的现代性》，明确提出了“赞美缓慢”的观点，并在书中对现代主义的持久性作了深入探索，同时暗示了当代建筑向"简约"回归的趋向，这实际上也就是向建筑本源回归的趋向，抛除繁杂的、多余的形式或装饰，在精确的细部中建筑自有其本体的魅力。这也许就回到了前面所提到的建筑始于“建造”的一种过程，这正是今天的建筑学所缺乏的一种“简朴性”。从这个基点出发，从我们现有的技术与材料出发，也许我们可以和即将涌进来的西方建筑师处于同一起点上，但是技术与艺术的素养却仍然是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在面对外来压力的挑战下，我们唯有补充知识和处变不惊，自知自觉地探索现代建筑在本土的发展，既不能狭隘地维护传统，更不能盲目被动地追求时髦，看看在这一轮新的外来冲击下，我们自己到底能为中国建筑做些什么，特别是我们青年建筑师，在这已经到来的中国建筑的战国时代，如何保持敏锐的判断与取人之长，这是个值得继续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