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街区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人类的每一种功能作用，人类相互交往中的每一种实验，每一项技术上的进步，规划建筑方面的每一种风格形式，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它拥挤的市中心区找到。——芒福德近日，在陕西咸阳举办的第8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上，第5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名单揭晓。该项评选连续举办5年来，一大批优秀的历史街区得到了妥善保护，成为城市亮丽的文化名片。

　　历史街区已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层次。对于绝大多数以中国传统城市为基本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历史街区具有特殊的人类文化学和历史学意义，对其进行保护的价值不言而喻。但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段具有封建和落后的一面，同时原有建筑设施不能满足城市新功能的需要，要进行改造与更新，去其糟粕，留其精华。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似乎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如何寻求一条保护与发展的共生之路，是目前城市规划中最紧迫的课题，也是建筑与城市规划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自1976 年美国的《内罗毕建议》和1987 年《华盛顿宪章》以来，当代历史建筑与街区的保护和更新理念较《威尼斯宪章》有了重大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街区整体和区域的保护理念得到强调，不仅强调对历史和艺术价值较高的文物性历史建筑进行原真性保护，而且主张对大量存在的一般性历史建筑、街区及存在其间的文化内容和生活方式进行整体的规划保护，同时也应当保持地区活力，满足现代生活的要求；二是重视对历史建筑遗产的再利用，对于大量存在的一般性历史建筑，既反对大拆大改，也不再主张不做任何变动的“福尔马林式”的保护方式，而是主张保护与发展相结合，保护应当满足现代生活所需的内容。上述理念较好地协调了保护与更新，历史遗产与现代生活，传统保持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自1969年美国纽约苏荷区改造以来，世界各地历史街区改造的著名案例都体现了保护与更新并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共融的方针。以美国苏荷区的小意大利（little Italy）为例，这里从19世纪末开始就成为下曼哈顿区东边一个非常独特的街区，其南边与唐人街相毗邻。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移民的加速增长，唐人街的人口数量及范围都大大增加。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却相对较少，小意大利剩下的意大利人也大都迁了出去，看上去小意大利会变成唐人街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并逐渐缩小甚至走向消亡。但实际情况却是，小意大利奇迹般地复兴了。这是因为，小意大利商业区的一部分店主和餐馆老板注意到了该地区渐趋消失的不妙前景，决定采取行动来维持小意大利的边界，并增加其吸引旅游的商业生机。他们在对街道传统建筑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利用和装饰时，尽量有意识地保护该聚居区的独特气氛，例如在周日把桑树街（Mulberry Street）变成一条商业步行街，悬挂上红、白、绿色的旗帜，以显示这个地区曾是纽约历史上著名的小意大利，并在9月举行一年一度的圣詹娜露美食节等；与唐人街社区之间达成了协议，建立特殊的分区制区域，保留其意大利氛围和特色，进而保持它的商业价值。

　　小意大利的操作模式主要是由一个名为小意大利重建协会（LIRA）的商人组织推动，它的民间商业色彩较浓。这也给我国许多仅仅依靠政府改造和规划的商业老街的再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民间商业组织主导的开发模式在中国的典型案例是上海新天地。项目开发之前，那里是一片拥有近一个世纪历史的石库门里弄建筑。石库门建筑有着深深的历史烙印，它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更代表了近代的上海历史文化。然而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昔日风光显赫的石库门早已不能满足居住需求而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香港瑞安集团在1997年提出了石库门建筑改造的新理念：改变原先的居住功能，赋予其新的商业经营价值，把百年的石库门旧城区，改造成一片充满生命力的新天地。这种保护性开发的模式，一时间成为国内各地仿效的对象。

　　理念与利益妥协下的遗憾

　　商业组织主导的历史街区保护最大的出发点无疑是经济利益，而其他的文化、社会、历史和建筑意义，则更多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仅仅就一块地块的开发利用来说，新天地是十分成功的。至少它与那种盲目拆除，仿制古董，不注重历史文脉的设计做法有鲜明的区别，整个新天地的设计，不管是空间的形态，还是色彩、肌理、材质等的设计都十分精致独到，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有朋友从远方过来，上海人必然会介绍到新天地，这说明它已成为本地人心目中树立城市认同感的一个载体。”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总工程师俞斯佳在一次学术论坛上表示。

　　但是，从历史街区的保护上来说，新天地并不成功。在开发中，尽管有政府的引导，但保护历史街区显然并不是首要目标。新天地已经完全摈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且新天地的保护是以周围大量石库门街区被毁坏并进行大强度开发为代价的。这种彻底的功能置换篡夺了人们对历史街区生活的记忆。

　　历史街区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建筑的表皮，新天地最被人诟病之处是对待原住民的态度。2001年9月改造完成后，当地居民全部被政府以拆迁的名义赶到了郊区。后来，瑞安集团又在附近新建了富人住宅区——翠湖天地和超甲级写字楼——企业天地，靠着新天地的名气和商业配套设施的拉动，这些楼卖出了当时的天价。有古城卫士之称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教授直言：“我认同新天地的成功，但坚决反对照搬新天地的模式，老建筑的保护要以人为本，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房子两三百年了，上面还有人住，马克思的房子里至今依然是马克思的后人在居住。”

　　“卢湾区政府在后来田子坊地区的改造上，弥补了当年新天地的一些缺憾。”俞斯佳说，“田子坊也是上海石库门建筑为主的社区。与新天地不同，政府、艺术家、市民、原住民都投入到街区的建设中。田子坊不单纯是商业区，它有艺术家的设计室，有工艺品商店，也有餐馆、书店、咖啡店，还有原居民住在房子里，这里有日常生活。它改造的动力机制和原住民广泛参与的模式值得研究。”

　　给一些老旧社区引入现代生活元素和经济活力本无可厚非， 但如果过于迁就资本的逐利性， 对现代商业元素缺少必要的限制和引导，就会破坏传统地域文化的本质，导致虚假造作的商业性文化景观。成都宽窄巷子改造项目作为新天地模式的众多追随者之一，在运作中也面临着此类问题， 最终留下不少遗憾，被一些学者评价为形神皆失。

　　“宽窄巷子是成都独一无二的市井文化的代表。虽然当初规划中提出了追寻老成都记忆线索，营建成都人精神家园的怀旧概念，但宽窄巷子实质上还是沿用了新天地的改造方法，没有充分考虑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模式给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街区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周向频说。

　　根据有关机构对宽窄巷子住户改造和搬迁意向的一项调查，居民们对老街环境的依恋远远高于对现代化生活条件的期盼，融洽的邻里关系和强烈的归属感使他们不愿迁出。“事实上，在全面改造实施前，许多居民自家经营的茶馆和青年旅社已经给老街注入了新的功能和活力，呈现出极富魅力的多样性生活。地段在自然而然地进行着有机更新，并没有出现衰落的趋势而只是需要基础条件的改善。”周向频说，“但新的规划却忽视了老街的传统精神，现代商铺、高档餐厅、豪华酒店纷纷入驻，昔日百姓喝茶聊天的市井小巷被如今精英泡吧会谈的时尚之街所取代，原来被居民视为内部空间的家巷成了专供游客通行的外部街道。居民迁空的老宅零散点缀于新建筑之间，失去了遗产最本质和珍贵的东西。”

　　“新天地们”试图在保护更新旧城的同时实现土地增值，然而真正成功者寥寥无几。从这种角度来看，上海新天地实际上是毁掉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街区。也许上海新天地本身并没有错，错的只是那些盲目照搬的设计师和那些只看到红火表面的政府官员。

　　民众的参与：亲手保护过的一砖一瓦不会被记忆遗忘据说在欧洲，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破坏了很多人的家园和古建筑，战后，法国人和德国人开始修复家园，邻居间也彼此帮忙，修好了住房，又自发地去帮忙修复遭到毁坏的古堡。人们从自发行动到有组织地活动，志愿者工作营的形式出现了。到现在，工作营已经成为一种与古建筑，与历史对话的经典方式。这种非专业的工作营在中国也悄然兴起。

　　成立于1966年的法国REMPART（城墙）文化遗产志愿者工作营，是法国在普通人群中推广和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及知识的最著名的工作营之一，曾经组织了14万名志愿者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工作，在欧洲乃至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2010年，该工作营与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合作，成立了中国首个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苏州平江路和山西平遥同时成为该工作营进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第一站。

　　全体营员都是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古建筑爱好者，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对苏州平江路的历史街区和平遥梁村的积福寺进行修缮保护，跟随当地工匠，学习传统的营造技艺，如砌墙、木工、铺地等。干了多少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从劳动中明白先人建造的不易和老房子的价值。正如一位营员所说：“亲手保护过的一砖一瓦不会被记忆所遗忘，这是比旅行更有意义之处。”

　　这些年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广泛的公众参与，都凝结着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在北京、南京、福州、天津、哈尔滨、武汉、常州、定海等城市，从专家学者到志愿者，从记者到普通市民，在古城命运的历史关头，许多人怀着对乡土的热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一次又一次以实际行动捍卫古城应有的尊严。从2007年的北京东四八条保护到2009年的梁思成故居保护，南京老城南保护，天津五大道保护，几次文化保卫战的成功，显示出日益崛起的公众参与的巨大力量。相信随着国人对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更加全面的理解，历史古城保护事业一定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