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企高管年薪的政策文件已国务院获得原则性通过，预计将于今年七八月间颁布执行。这个姗姗来迟的政策，还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对国企高管薪酬有一个明确的上限，估计将会是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去年以来，对于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高管的高薪，一直是社会舆论的核心话题，动辄百万、千万的高管们，因为高薪门坐在风口浪尖上，几乎没有例外，都被骂个半死。要拉平社会收入，限制高薪人群，出台政策似乎顺理成章。

　　但问题未必就会因此完结——谁该拿多少或不该拿多少的限薪令一到，人们也许会更糊涂。比如去年以6616万元天字一号高薪的平安高管，这次就不在政策管辖的范围里。理由很简单，平安是非公上市公司，只要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他们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再吵也无法阻止——虽然该公司高管们今年的薪水的确低了很多，有点在乎众怒和与时俱艰的样子。

　　工资是平凡日子里经常发生的寻常事，高薪之高不是问题的核心。工资作为大问题，应该从人类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来看，才能成为大问题。几个高高在上的薪水成为热话题，要害不在他们多拿了，而是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薪水的核心，没有意识到薪水和社会分配以及经济发展的正确关系。

　　而所有伟大经济学家最重要的理论都有劳动报酬的阐述，甚至是其学说开始和基础。亚当-斯密、马克思都例外，虽然他们在劳动报酬上的观点并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这些伟人无一不把工资问题看做经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标志之一。

　　但在中国，这个每日每时发生的经济标志，却时常碰到合理逻辑纠缠感情宣泄，而感情宣泄又不能认清存在的矛盾。在工资这个问题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忙乱，证明中国没有逻辑合理、相对公平和市场交易允许的薪酬体系，这是中国欠缺较为合理的分配制度导致的。

　　这不仅使得大部分人依靠就业的普通人，不能以合适的工资分享到祖国的经济成长；也造成部分在经济建设中大施拳脚的精英，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做不到有合理的最低保障，也没有全体国民对经济增长的充分享受，多劳多得也不能天经地义。

　　必须高度重视现阶段在工资问题上的高不成、低不就。而这个分配的瓶颈，绝不是限薪能够解决的。若从市场自由竞争的角度说，限制高薪长期看，必然会因为吸引不到人才而削弱自身的竞争力，从而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经济必然是社会化分工的结果。没有“分工”，一切经济发生都免谈。这是取得共识的常识。而“分工”就必然会导致分配不一致。我们现在问题的核心不是高薪，而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分工中，各行各业的薪酬标准在世界都处于下游。是高薪酬行业差，低薪酬行业就更差。而因为没有理性的薪酬制度构建，中国人始终被认为是最便宜的劳动力，而不是最能干的劳动力。

　　要言之，若在世界范围当薪酬作为市场的人力资源价格，来体现人的劳动和创造的价值时，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善良、勇敢和富有创造性，都被严重低估了。在工资问题上，反映了中国人力资源价值的扭曲。这种扭曲中，中国根本就没有胜利者，大家都输了。想彻底扭转这个局面，出台一个限高薪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临时的举措，连分配不公的基本解决都触及不到，最多是个花架子，走完过场后，明年说不准就变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