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的建筑隐患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委多年暗地里操心不已的重点难题，“文革”爆发后毛泽东及高层领导频频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号称“雄伟壮丽”却危机四伏的顶部门楼高悬在领袖人物的头上，让知道内情的高官们担忧后怕。

　　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管理处向市委紧急报告说：“天安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广大革命群众的地方，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向往中心。为了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我们意见，要下定决心，采取治本办法。”

　　1968年3月初，由技术干部、老工人14人组成检查小组，对城楼的主要承重构架进行全面检查。

　　检查人员在城楼内部近半个月攀爬查验，发现木结构的恶劣程度大大超过预先的想象。大厅内金柱已有两根糟朽，其中一根柱心通朽，另一根朽空过半，1963年时曾经林业研究所化验，已认定情况比较严重。八根五架梁，是承受屋顶荷重最大的梁，已有六根断裂；其上三架梁，也有一根断裂；十六根双步梁，通裂八根，有的梁头已被压酥，有的梁头或梁身糟朽。八根角梁，也有七根脚丫子榫出位。令人没想到的是，作为皇家门面城楼，当年建造时偷工减料，竟使用了不少诸如杨木之类的劣等木材。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时，大都会在这些木梁构建的大厅里休息、与人交谈。

　　检查人员还发现，所有的檩、枋绝大部分脱榫，有的榫头被切断，有的歪闪出位，有的跨间下垂或糟朽、断裂。四周二十四根承檐枋及两山采步金，普遍外扭，一般都扭出十公分左右。屋面四角及明间屋檐亦显著下垂，普遍达十多公分。东西两山草架柱和踏脚木，普遍外张，尤以西山最大，达十九公分。

　　经过几次会商，检查小组酌量再三，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城楼结构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和用材不当，加之，三百多年来历史上曾多次遭受较强烈地震的冲击，在屋面渗漏，长期缺乏维护和长期失修的情况下，整个木构架的变形越来越大，梁、柱等脱榫、走闪、弯垂、断折、糟朽等情况越趋严重。”

　　这实际上已把天安门城楼定为严重危楼了，只不过用语上略显委婉、内敛，没把话说得过于震惊、骇人。

　　约有十几张城楼现场拍摄的图片被送到高层，其中一张据说是遭到当年八国联军炮击、在西采步金柱上留有20公分炮弹洞的照片最引人注目，可以明显看到扭动和断裂的情况。其他照片都标有诸如“三架梁断朽”、“明间爬梁下垂13公分”、“承重结点脱榫断榫酥裂”等文字说明。在这组照片中，工程技术人员在梁柱上用粉笔手写的“朽”、“脱榫”、“酥朽”字样也格外醒目，较为严重的局部区域甚至都被保护性的铁片架层层包住，完全看不清内部的状况。

　　据此，北京市委、市革委会1968年5月15日向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同时抄报了国家计委和建委。请示报告明确了“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的方案，并称：“根据北京市建筑队伍的技术水平和施工力量，是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原稿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这是有根据、有经验、有把握的。”市委某位领导人为稳妥起见，发文前用铅笔删去这句话。报告送上后，在周恩来尚未正式批示前，李富春首先提出“确保安全抓紧施工准备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接报后立即开始翻修筹建工作。

　　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当即提出了三种天安门翻修方案，检查组全体人员明确表示集体倾向于第一种方案，于是这个方案自然就倾注不少论证的文墨。这个改良性的木结构方案可概括为：“保持原有古建体形，对原有建造不合理的地方，全部使用一等木材和干材进行彻底翻修。”具体策划为，将屋顶挑开后，对所有脱榫、走闪的大木，如梁和檩、枋的脱榫，柱和梁的歪闪等一一给予拨正；对所有断裂、糟朽、压酥、压扁的大木的斗拱全部更换。

　　检查组专家举证说，木结构比钢筋混凝土、钢结构的优点多，木结构建筑如蓟县独乐寺（九百多年历史）、文化宫太庙（五百多年历史）至今仍然坚固安全，完整无缺。专家们称，此方案的优点是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局部出问题，容易加固或局部翻修。缺点只有一条，防火性能差。

　　鉴于北京基本地震裂度为八级，专家小组认为新修的天安门城楼抗震应按九级考虑，为此详细铺陈一系列的抗震措施。

　　专家们还共同确定了一条合理选用树种的原则，就是要坚决废弃劣质木材，在承载应力较大的部位，使用柚木、楠木、黄柏等坚硬树种，像柱、梁枋等主要受力构件，一定要使用物理力学性能较好的树种，需进口木料色皮、满桑尼亚、卡壳洛达等，而像扶脊木、檩则可使用变形小重量轻的杉园木。

　　请示报告中对第二、三种方案只是简要介绍，这两种方案都是要大体保持天安门原有体形，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只不过第二种方案是在保留红墙座不动的条件下拆掉现有门楼，由于混凝土重量大，需在红墙座上截做个满堂红的钢筋混凝土加固层。而第三种方案就是彻底将现有门楼及红墙座拆掉，全部采取钢筋混凝土结构旧地重建，是完全意义的新建筑物。两种方案的缺点均是“工期长，花钱多，费模板”，但让领导动心的是，在第三种方案中可以在重建城楼红墙座中预设人防工程，这对于未来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又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高层主政者最后采用的就是第三种方案，干脆利落。

　　专家小组测算天安门翻建需要琉璃瓦十万多件，四十六种规格，烧制需时七个月。为了保证预定的转年五一节扣上瓦顶，天安门检查小组已在1968年5月31日与门头沟琉璃瓦厂订了生产协议，除四吨半纯铅由国家建委供应外，还有劈柴550吨、大同块煤500吨、一等红松规格料四立米半、白布200市尺，需由市里解决，尤其白布和红松是作模具用的，急于使用，希望能在一周内及时提供。但到了8月，由于“文革”运动的影响，琉璃瓦厂两派群众组织尚未联合，相争剧烈，导致琉璃瓦件的生产受阻。经过多次呼吁，门头沟区总算派了一支军宣队进驻督促，但由于队员多是一般战士，又不断调换，生产问题仍得不到有效解决。

　　技术上的准备还算顺利，翻修任务确定由市房管局古建队施工，结构、建筑改进设计方案于1968年7月下旬报市革命委员会审批，整个天安门各部尺寸的实测工作已于7月底结束，水暖、电气、摄影、广播、电话等设备的设计工作，确定由广播局、供电局、新华社、新影、电话39局等单位自行设计，并组成综合设计组解决各专业间的矛盾。

　　1968年9月底、10月初，临近做出施工决定的关键时刻，因国内找不到合适的特大规格木料，国外当年进口无望，整个指挥部陷入困境之中，焦虑万分。在9月22日天安门翻修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的紧急报告》手写稿上，市工交城建组杜春永担忧地写道：“时间的确很紧。如抓紧还可施工，如再抓不紧，只好推迟到20大庆以后干了。”直接负责人杨寿山用毛笔批：“问题是材料准备如何是关键问题，如大木头烘干等问题。”

　　有人提出能否拆用长陵大殿的柱子，因为在明十三陵建制中长陵规模最大，柱子长度适宜。于是一队人马快速前往查看，大家发觉大殿建筑庞大，拆殿会得不偿失。也许使用皇家阴宅的旧物，也会给主事者落下心理的阴影。这样一犹豫，也使长陵大殿逃脱一次毁灭的厄运。

　　做出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决定是在10月11日，促使这样决定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十三根高12米、直径大头93公分、直径小头84公分的立柱，本来还寄希望外贸部与国外的联系通道，但此刻外贸部已回复今年不能解决，这就彻底断绝了1968年开工翻建的期待，让中央高层颇感无奈。市革委会致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专题报告中，建议将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推迟到1969年国庆节以后，对于1969年五一、十一两大节日的使用，可采取临时加固措施以保证安全。

　　从1968年5月开始翻修筹备，截至10月份，在材料、加工订货、运输等工程费用已支付97万元，主要为55万元的木材、18万元的琉璃瓦制品、9万元的木材加工、9万元的铁活加工、3万元的运输等等，都由北京市财政局暂时垫付。很快，财政部军管会致市革委会财贸组，通知说，增加北京市1968年基本建设预算97.7万元。由此，天安门翻修预付款由中央财政解决。

　　1969年国庆节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如期展开，10月下旬搭好脚手架木，11月下旬旧城楼拆完，1970年1月中旬做完大木安装，3月中旬扣上瓦顶及有关设施、油漆彩画，3月底以前落架清理。

　　整个工程没有什么很大的技术难题，只是为了解决冬季施工的不便，建设者们搭建一个宏大的暖棚，把整个城楼围得严实，临时建造锅炉取暖。所有建设者口风极严，没有丝毫外露消息。外面来往群众看不到里面施工的任何情形，只是在1970年五一节后突然见到焕然一新、金碧辉煌的城楼，欣喜万分，流连徘徊，哪能想到它已是一个功能先进、装备现代的全新建筑。

　　只是在十多年前一则公开报道中有意无意披露其中拆除翻建的建设秘密，惊奇的读者们才能对天安门城楼“刮目相看”。此时离建设时期已相隔三十多年，当年“文革”的语境、氛围随风荡去，当事人想完整叙述情景也变得不易，只有暗黄的档案旧纸留存着历史现场的点滴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