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3460号我们身处的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历史上，首次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33亿人──生活在城市中。根据最佳预测，到2050年，城市居民将占全球人口的70%之多。
在今后50年中，我们将花费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进行城市建设。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建设城市？对于许多经济学家、城市规划专家和开发商而言，答案很简单：我们应该将楼房建得更高。但实际上答案要比这复杂。
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已能证明，更大、人口更密集的城市实际上会加速日常生活的新陈代谢。在动物王国中，体型较大的野兽新陈代谢较慢，但城市的情况相反，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会随着规模增长而加快。圣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城市人口翻倍时，其创造性和经济产出将增加不止一倍，这种现象被称为“超线性标度”（superlinear scaling）。
但高密度只是部分解决方法。在上海高楼林立的地区，人口密度可达每平方英里125，000人。巨型建筑就像一个个垂直的住宅区，抑制了人们邂逅的机会，而邂逅能为城市提供许多社交、智慧和商业方面的能量。人们宅居在这种地方，来回穿行于办公室和就餐区之间，看到的总是些相同的人。
在创新和创造性动力上，上海比起纽约、伦敦、巴黎和米兰来相形见绌，更不用说硅谷（Silicon Valley）、湾区（Bay Area）、西雅图、波士顿、奥斯丁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园（research triangle）等高科技中心，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都比上海低得多。
事实证明，对城市新陈代谢──最终对其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高密度本身，而是多少人会相互交往。这并非只有一种程式。它可能发生在纽约和伦敦以步行为主的人行道文化中，但也可能发生在──让许多城市问题专家懊恼的是──硅谷等天才书呆子聚集的以车代步的地区。这种地区，正如乔纳？莱勒（Jonah Lehrer）所指出的，设法通过鼓励聚拢人才和企业并促进高水平信息共享，实现更大、更密集的城市的功能。
实际上，根据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彼得？戈登（Peter Gordon）和纽约州立大学帕切斯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urchase）的桑福德？伊克达（Sanford Ikeda）最近的一项研究，存在有两类密度。“粗放”密度（“Crude” density）是指充满越来越高的建筑，但本身没有产生创新或经济发展的地区的密度。
相反，这两位作者所称的“雅各布斯密度”（Jacobs density）能激发大街上的互动，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普通人在某个公共空间中随时进行非正式接触的可能”。它提高了社交和邂逅的可能性，还产生了对当地产品的需求和多样性──不仅是人口和族群的多样性，还有品味和偏好的多样性。
这两位作者将它称为“雅各布斯密度”是为了向着名的城市问题专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的作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致敬。她的名言是：“如果没有人行道，高密度就可能是个大麻烦。”
看看纽约吧。它的创新中心并不是云集了着名公司和金融总部、媒体帝国和富人（其中越来越多人都身居全球超级富豪之列，他们只有部分时间住在这里）的摩天大楼区。纽约最近的高科技浪潮──过去五年中的500家新创企业──包括Kickstarter和Tumblr──都植根于熨斗区（Flatiron District）、中城南区（Midtown South）、切尔西（Chelsea）和特里贝克（TriBeCa）等中高层混合用途社区。
谷歌（Google）的纽约办公楼规模仅次于其位于硅谷的总部，位于切尔西市场（Chelsea Market）对面的老港务局（Port Authority）巴士总站内，2010年谷歌斥资18亿美元买下了这栋建筑。这类社区中有很多这种老式建筑，用雅各布斯的名言来说，新创意“必然会使用”这种老建筑。
这并不是说纽约应该因循守旧。例如，提高中城东区人口密度的举动将楼房高度限制提高到80层，这将推动该地区所亟需的发展。
但平衡是关键。大城市需要结合不同高度和密度的社区和地区。人们必须格外小心，不要毁坏激励真正创新和创造性的关键地区。“人口密度”，雅各布斯警告说，“如果达到某点，就可能变得太高，以至于开始压抑多样性而不是激发多样性。”当我们的世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城市化时，这是需要记取的重要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