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以上艺术属性古今中外皆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问题在于，两千多年来，我们的建筑只对一种形式和风格进行了追求，并使之达到极致。但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毅力和所投入的智慧总量而言，我们是不如西方人的。

　　首先，从建筑物所投入的时间和力量来看，我们的大型建筑在古代一般只花几年、十几年，而人家一般须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其中有名的如圣。彼得大教堂前后花了121年；巴黎圣母院经历了139年；科伦大教堂甚至断断续续搞了600余年！现代人高迪设计的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已经123年了，至今仍与脚手架相伴。即以最近落成的欧洲首屈一指的柏林火车站来看，以德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竟然用了11年！

　　其次，从建筑师的地位与影响来看，我们的古代建筑师不管成就多大，一律被置于“工匠”地位，因而被载入史册的很少，能被老百姓叫出名字来的更少。而欧洲的老百姓，谁不知道米开朗基罗、贝尔尼尼、辛克尔、赖特、格罗皮乌斯……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我国20年前自己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被单独列为词条的中国建筑师一共只有16名，其中古代的占8名。这8名中，只有1名有生卒年，2名只有生年，而无卒年。可这两人分别是我国重要建筑理论著作《营造法式》和《木经》的作者！另5名生卒年都不详！而这5人中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而中国古代文学家被单独列为词条的约有1050余位；中国古代美术家被单独收入的也有300多位。

　　第三，从建筑理论的总结、建设与影响来看，如前所述，西方是领先于我们的。

　　第四，从统治者的意向来看，从来都是强调功能而忽视艺术。我国的帝王们为了权力和享受需要宏大的宫殿和豪华的园林，但对建筑本身，几乎没有人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不像外国的君主们常常以建筑为尚、为荣。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曾自豪地说：“我接手的是砖头的罗马，我留下的是大理石的罗马”。至于法国凡尔赛宫的首建者路易十四对于建筑的追求更是殚精竭虑。这一传统在当代的蓬皮杜、密特朗等法国总统身上依然可见。

　　第五，从宗教建筑与世俗建筑的比较看，在西方，最辉煌、艺术成就最高的建筑是教堂和庙宇，而在中国，最辉煌的建筑却是皇宫和皇陵。耐人寻味的是，世界上凡是供人享受的皇家建筑远远超过供神使用的宗教建筑的国家，后来都衰落了。

　　值得反思的“墙”文化我们几乎历朝历代都在筑墙，我们一直以来都在“防”，到头来却是防不胜防。

　　自奴隶制时代起，中国统治者那种君临一切的自我意识就是非常强的。这种无上至尊的威权需要一种象征，这象征需要一种载体，最好的载体莫过于建筑了。正如汉初奉命建造未央宫的萧何所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于是我们有了世界上最宏伟的宫殿，最壮观的陵墓。而老百姓的房屋则是一片低矮和灰暗。这种巨大的反差，必然要在国民的心理上造成负面影响，即压抑感和窒息感。近年来许多地方的政府大楼盖得越来越辉煌，而且往往占据城市的“制高点”，让老百姓望而生畏，这种状况值得反思。

　　中国的墙之多为世界之最。你看：国家有万里长城，城市有城墙，单位有围墙，家庭有四合院，现在甚至发展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防盗门。如此层层包围，不能不说是一种世界奇观。与“墙”相联系的是“门”。我们的建筑物的门表面看起来固然不算少，但能让你走的门是极少的。究其理由，都说“为了管理方便”，而不是“为了群众方便”。这是“官本位”与“民本位”的颠倒。

　　这种以“防”为特征的“墙文化”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反映了中国历代统治者“一劳永逸”的苟安思想。他们为了世世代代安安稳稳地“坐江山”，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人民死活，动辄进行浩大工程，一味进行物质上的消极防御，而不是从精神上培养人民的反抗意识和斗争意志，进行积极自卫。

　　其二，造成国民心理的单纯防守性。我们几乎历朝历代都在筑墙，我们一直以来都在“防”，到头来却是防不胜防：想打进来的都打进来了。一种见凶就躲的国民，再坚固的防卫墙、防盗门、防盗栏，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其三，造成国民心理的自我封闭性。我们世世代代被无数的墙团团围住，眼界越来越狭小，以致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自以为处于世界的“中央之国”，盲目排外。封闭的环境不便横向联系，可使老百姓消息闭塞，安分守己，不易接受外来的“危险思想”。封闭的环境可以造成封闭的心理，而封闭的心理有利于养成对统治者的驯服习惯，有利于适应封建主义轻易而稳固的统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将劳民伤财建造的“墙”与作为历史文物的“墙”加以区分。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建造规模宏大的国墙、城墙，尽管在军事上也许能起一时的防御作用，但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无疑是一种阻碍或抑制。而从实践过程看，所有的墙最终都未能起到城防、国防的根本作用。但作为古代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过程，这些“墙”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历史证物，它确凿地证明中国人在意志和力量上能够做到什么。因此，对于这些遗产，我们应该作为国宝予以充分的尊重和珍视。这是祖先们用无比巨大的血汗代价换来的啊。

　　走出“继承传统”的误区“继承”成为抵制革新的挡箭牌，尤其抗拒“反传统”的要求和努力。殊不知，反传统是艺术革新的推进器。

　　由于“纵向承袭”的思维惯性，“继承传统”或“弘扬传统”的口号在我们这里频率特别高，几乎与当年西方人“反传统”的口号同样响亮。问题是，传统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正面的部分，又有消极的、负面的部分。而有些人由于“过去”的情结过重，继承的背后往往掩盖着负面的东西。表现在建筑方面的主要是：“继承”成为对前人的形式和风格的单纯模仿和重复。近20余年来，大量仿古建筑的出现就是有力的说明。这种“西装加瓜皮帽”的“假古董”，使我们的许多城镇变得不伦不类，变成一堆堆充斥着“建筑垃圾”的大杂烩。

　　“继承”成为抵制革新的挡箭牌，尤其抗拒“反传统”的要求和努力。殊不知，反传统是艺术革新的推进器。反传统的人并不是不要传统，他只是不想重复前人有过的东西而已。鲁迅就是一个既善于继承传统，又敢于反对传统的“大呼猛进”的伟大斗士。

　　继承传统的实质是学习前人的创造精神。凡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都以重复为耻：即既不重复前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因为“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毛泽东）。艺术贵在原创，而原创都是一次性的。

　　总之，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反传统，其结果都应该是发展并丰富传统，进而推进今天的建筑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