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从事煤炭生产的人，身份不一。在同官县（今铜川市）矿区，有由封建窑主控制的旧式煤窑，以土法开采，窑工多为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工奴。民国后期，由陕西省政府及陇海铁路局合办的同官煤矿中，开始出现了产业工人。陕西省一些农村中，采煤是农民的副业。

　　炭窠（旧式煤窑）中的窑工，多数是窑主派爪牙抓来的。也有因为欠了窑主的债而下井挖煤抵债的，自愿充窑工者不多。

　　建国前，同官陈家河炭窠窑主勾结官府，与军、警、土匪合伙，在同官、富平、蒲城交界的老虎桥、宫里桥、东梁山等地设下埋伏，强行绑架路人下井；又冒充国民党军便衣，以抓壮丁为名，抓人下井；还在庙会、戏场假设赌场，复又以“查赌”、“抓赌”为名，捕捉赌徒下井。窑主还挖空心思，派出亲信、把头，伪装成驮炭客，四处游说，骗人上钩；或打着雇麦客、叫短工的招牌，使许多人落入圈套。抓来骗来的窑工，被强行送入井下。上井后武装押解关入黑窑。黑窑一面靠崖，三面高墙，大门上锁，门口有持枪把头守卫。吃饭由伙夫从一个小窗孔递进去。窑内有大炕，没席没被褥。人挤得满满的，连腿都伸不直。“休息”几天后，又被押解下井，终身为其挖煤，工钱分文不给。

　　顶债或自愿充窑工者，30年代之前，工钱以馍代之，每人每班挣2～4斤蒸馍。井下工作繁重，一天干十七八小时，许多窑工挣的蒸馍还不够自己吃，吃超了就又欠下窑主的债。这些债驴打滚利息，窑工永远也还不清。还不清债就别想离开炭窠。30年代后期，开始改为工资制。开始工资很低，窑工多次罢工，迫使窑主逐步增加工资。1937年，一般工资为一斗半麦子。但窑主不断提高蒸馍价格，又在井下兜售鸦片烟。许多窑工因劳累过度，体力不支，怕挨打而借助鸦片提神。这样，一个个又落入了魔掌，只好一辈子给窑主挖煤。

　　旧时，同官的炭窠普遍祭祀窑神。窑神庙里如果只有一个神，那就是太上老君，所以炭窠又称窑神为“老君爷”。要是供奉着四个窑神，该庙就叫“四圣庙”，如果是五个，则为“五圣官”。同官崖窑村炭窠旧址原有一块《重修四圣庙碑记》，刻于清朝嘉庆二十一年（1816），其中写道：“同官东郊崖窑村旧有四圣庙，创自雍正二年，村人尤以崖窑炭窠伊迩，村民衣食永远是赖，更宜崇祀……窑神以为庇。”据说窑主在选择新窑址时，先跪拜窑神，并焚烧香表。如果此时有一阵风吹来，纸灰随风飘去落在某地，窑主就认为该地即窑神指标的窑址，便在那里建煤窑。农历每月初一、十五，窑主都要设供品祭祀窑神，有些窑主还要在每年一定日子给窑神唱戏，祈求窑神保佑。

　　窑神对窑主的用处，除了上述那些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旧社会，神权是剥削阶级捆绑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四条粗大绳索之一。窑神，是窑主对窑工进行野蛮的压迫和残酷剥削的一种工具。窑主们向窑工反复宣传：“下了煤窑，就是窑神爷的人”，要求窑工无条件地服从窑神（实际是窑主自己）的统治。窑主欺骗窑工，说煤车是“窑神爷的马”。谁要是拉车不力，谁就是对窑神的不敬，就得挨皮鞭抽打。如果井下发生事故，有窑工死伤，窑主就说是该窑工得罪了窑神，是窑神对他的惩罚，与窑主无关。因此，窑主没有医治受伤窑工的责任。对死去的窑工，则认为“罪有应得”，拖出井随便一处理了事。在窑主愚弄下，许多窑工也顶礼膜拜窑神。他们乞求窑神保佑自己活着出窑，保佑自己能够逃离炭窠而与家人团聚。

　　除了铜川这样的大矿区以外，本省某些农村也经营小煤窑。采煤者是农民，采煤是他们的一种副业。紫阳县一带，称煤为“石炭”，称煤窑为“炭洞子”，采煤者为“炭匠”。炭匠对开洞的日子十分注意，总是避开初一、十五这两天。开洞时要放火炮，烧纸，献猪头，叩拜山神、土地。每年腊月二十四日封洞，仪式同开洞一样。炭匠在生产期间忌讳甚多，忌说“垮”、“塌”一类的话，忌击掌，忌吹哨，忌打老鼠。炭匠在洞子里见有老鼠出来，必须赶快离开，他们认为是来报凶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