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建筑在英文中被称为划破天际的人（中文译为“摩天大楼”）。韩国也有一个专用名词“macheollu”富有同样的傲慢内涵。什么样的自信能够驱使人去划破天际呢？它曾经是一种愿望么？答案是肯定的，它的确曾经是。那种令天空触手可及的意志是一种执着不渝的宿命。

　　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渴望行走。这种直立的体态是区别人与动物的关键所在，是对重力自然法则的否定。在人类历史和文明长河的起点，栖居的便是渴望登高望远、反对一切事物应当向下这一世界普遍规律的意志。记录下这一切的恰恰是科技发展的历史。然而不幸的是，为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长久以来一直很高。

　　没有先进的技术想要建造高层建筑并不容易。一如巴别塔（通天塔），高层建筑时常容易倾覆。塔楼作为一种补偿的建筑形式出现。神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地语。这里曾经是保存佛陀舍利子的地方。作为佛陀圣骸安歇的地点，神庙由多层构成，以此与其他普通建筑区别开来。但是由于当时科技的限制，神庙的规模受到了缩减。此外，设计遵循透视法，将神庙放大，使它看起来比实际要高。这种对攀援登高的渴望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本能。

　　在哥特时期，这种泛文化式的抱负终于开花结果。在建筑史上，哥特和罗马时期见证了最伟大的建筑成就。建筑的第一个技术挑战是内部空间的营建。它最为关键的任务是违背重力原则地提高屋顶和室内空间的中心元素。建筑越古老，技术就越落后，内部和开洞也越小。因此为了营建高一些的建筑，墙体有时候都要和房间本身保持一样的厚度。哥特式（建筑）解决了一个千年来困扰众多建筑师的难题，真正称得上是一个高技建筑的时代。

　　哥特人进入的下一个阶段从表面看来具有神性，实则是一种自力更生。紧随其后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时代，人的理念不同于我们现在对人类的理解。很明显，当时奴隶并不属于“人”的范畴，只有极少数特权阶层享有人的身份地位。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只属于少数特定的权力阶层。

　　文艺复兴对中心论的迷恋并不局限于住宅建筑。比如，我们可以把威尼斯帕尔玛诺瓦南部的城市结构作为例子。这里的中心论理念更为直接明了。因为周边的环境被视为敌人，因此人们发掘了护城河，在城市四周建造了城堡般的高墙来抵挡入侵。当经过三扇城门进入城市时，会发现集中于一个中心点的辐射型街道。身份地位最为高贵的人居于此中心。这就是单一中心的城市。自然地，当一个人越远离中心，便阶层越低、身份越卑微。这样的城市完全是等级制和隔离式的。

　　帕尔玛诺瓦绝不仅仅是当时唯一的等级式城市。在乌托邦旗帜的感召下，单中心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陆。即便在现代，尽管城墙被拆除，被林荫大道取代，但是对中心论的强调依然可见一斑。

　　乌托邦城市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它所反映的是理想中所创立和实现的社会组织。在精神谱系建立完成之后，一块平坦的土地自然成为最佳的场地选择。因为自然被视为一个可征服的目标，因此崎岖不平的山地必须变得平坦，自然形成的水路不得不改为规则的几何图形。原始土地的蛮荒感就此消失了。在这块被改造的场地之上，只有中心论、等级制和中轴线得以强调。这便是完全的图解式城市。

　　问题在于这种已经为西方所弃的总体规划开始践踏无与伦比的风景。在西方，总体规划至少具有一个目的。它托生于构建城市社区的悠久传统和针对社会组织形式本质的激烈讨论。然而，现今的新城镇是土地的产物，这种改变基于总体规划是某种宝贵遗产的盲目信仰。新城镇被建在支撑和延续丰富、独特历史的土地上，自身却被完全忽略。这些历史印迹成为了必须被抹除的羁绊。伴随着这种建筑的到来，旧有的生活地点迅速消失。如果那里曾经有一座山，就必须被夷平；如果那里有一片谷地，就必须被填平；如果那里有一条河流，就必须被改道。因为它们的终极目的是达到一个确切的数字，犹如一个必须被遵守的竞选许诺，只有数量和数字才能够被定义。这首先不能被称之为一座城市，而仅仅是房地产的堆砌，是一座跛脚的城市。

　　这种总体规划下的现代西方城市不同于多元民主孕育出的城市。在这里，一座城市只有一条中心轴线、一座中央花园、一座中心广场和一个中心商业区，这样一座为阶级和分类掌握话语权的城市从总体上来说没有脱离封建城市的范畴。如果如此千篇一律，那些不同的城市在哪里？我们的城市理念长久以来被欧洲中心论所占据。如果我们能够打开视界，就会看到具有多种多样社群形式的其他城市。摩洛哥的非斯和马拉喀什就是这样的城市。

　　伊斯兰城市相信真主之下人人平等。从空中看，广场和L型房屋的构成好似蜂箱。街道如血管一般交错成为一座迷宫，它们构成了这座城市。尽管在规模上有细微的差别，但是所有房子彼此在结构上都是相同的。在这种集合式房屋的城市，没有中央公园和中央广场，没有中心论治下的场所，没有中心轴线，也没有主路。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分界线。街道狭窄，较为宽阔的成为公共集会地点或者自由市场。一系列小房子和一座公共建筑聚合形成一个最小的集合单元。这些单元根据土地的价值高低合并在一起组建城市。因此，一个人不需要看到城市的全貌才能了解这座城市，一个小单元或许便已足够。也就是说，你可以移除或者增加一个小单元。这种类型的城市在公元前800年开始出现。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虽然1200年过去了，这些城市依然支撑着健康的城市社区体系。尽管建造时间悠久，但它们难道不是多元民主最真实的化身？

　　在韩语中，“teomunee”这个词是指印刻在土地上的图案。当一个人说：“没有teomunee”时，它意味着某些事情毫无缘由。这个词有着迷人的含义。至少，这个词表明我们的祖先明白生活与曾经一代代镌刻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不可分割。游牧式生活是一种远离土地的生活。这是原因所在么？我们的建筑和房子不再重视文化形式和家庭认同感的表达，长久以来业已陷入房地产的买卖交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着游牧般的生活，从一所公寓搬到另一所，从而累积更多的财富。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宣称“xx”。住所在土地上留下印迹，是一个贮存回忆的过程。正因为印刻在我们土地上的回忆被视为陋习和恶行的产物，所以它们必须消失。为了创造一段新的历史，我们就必须强迫自己患上健忘症。我们过着没有teomunee的生活，这样一种没有根基的生活。过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但是我们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匆匆路过。

　　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用“Kulturlandschaft”这个词形容镌刻在土地上的历史之美。“通过将景观概念从严格与土地挂钩分离开来以及用传统的城市性理解方法进行解释，能够开启发现超越科学限制和参数的存在特性的可能……或许文化景观中蕴含的最为深刻的抵抗力在于对非凡历史的表达，因为它经由往昔的真实痛苦铭刻而来……没有历史的记忆，就没有美丽而言。历史同与之伴随的文化景观会清白地缔造一种自由的人性，摆脱民族主义的束缚。”

　　镌刻在土地上的历史即是证明我们真实存在的景观。遗迹是一种代表着历史流动终点的空间，它是美丽的化石景观。

　　J.B.Jackson在《遗迹的必要性》一书中把景观的传统意义扩展到文化景观的现代理念。“那就是我在最初提到遗迹的必要性时的意思……旧秩序必须消防才能迎来景观的重生……历史不复存在。”

　　实际上，正如我们的指纹和掌纹，往昔的记忆在所有的土地上都保有印迹。指纹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片土地亦复如此。有时它的纹路借由自然历史而生，有时则是人类生命延续的雕琢。我们的生命的记录和故事书写在一片片土地上。土地因此成为一本壮丽而神圣的历史书，珍贵不已。这就是地文。

　　地文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有机体、一种要求外物不断附着的生命力。它有魂，有灵，能言。据苏珊·朗格所说，如果建筑是一处场地性格的形象化，那么建筑就必须从认真倾听这一方土地的新需求起始。这里的土地经历过历史的浸染。建筑则是挖掘土地迷人语言的尊重行为，这种行为经过深入的思考，然后以一种新形式的诗意语言谦逊地附着在土地之上。

　　建筑终将失败。恢弘的建筑被建造用来歌颂它的金主。在夸耀巨大技术成就之时，它们可能高耸入云，却只是为权势之人服务。然而任何人终有一死，建筑亦不可能打败时间。只有我们曾经存在的记忆能够留存。这正是唯一赤裸裸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