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早有过深刻而又形象的论述《论语·雍也》载，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指文采，质是实质，彬彬即和谐相配。实质欠缺文采未免粗率，文采盖过实质则显虚浮。两都谐和相配，才是君子。儒家认为礼乐是文，仁义是质，“文质彬彬”说的是人的外表、举止、风度与内在思想素质的关系。其实，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

　　南北朝时代，文学理论空刘勰（公元6世纪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写道：“……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质待文也。……”讲的也是文学中文和质的关系：水的性质虚柔，才会起波纹，树木坚实枝头才能开花。所以文采依附于内容；虎豹没有花纹，其皮毛与狗羊同样，犀皮厚可做盔甲，但要靠红漆涂饰色彩，所以内容依靠文采表现，非常精彩地阐明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辩证关系。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公元1770-1831）在《美学》中论及艺术的独创性时，对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也有精辟的论述：“遇到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美的要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的，即内容，另一种是外在的，即内容所借以现出意蕴和特性的东西。内在的显现于外在的；就借这外在的，人才可以认识到内在的，因为外在的从它本身指引到内在的”引文中的“意蕴和特性”就是内容，“显现于外在的”就是直接呈现于感觉的外在形式。

　　总之，只有形式和内容和谐相配，艺术形式体现真实的内容时，才能是杰出的作品。雕塑家熊秉明作的鲁迅的头像。这是老艺术家用钢板焊成的“作者强调材质一定要用钢材，只有钢材才能充分体现鲁迅先生作为民族脊梁象征的那种硬骨头精神，而且钢材的颜色也最能传达鲁迅先生身上那份刚毅、朴实和凝重。”“杨振宁博士和夫人专程来文学馆看鲁迅的头像。足足看了一刻钟，转了三圈。他看着头像，读了刻在头像背面的鲁迅先生在《野草·墓碣文》中的话，那是熊先生刻意选出来：”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一要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微笑！思索良久之生，他突然说“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谁能不感到惊心动魄呢？由抽象手法达成的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中，充分深刻地显现了鲁迅的伟大精神。

　　与些殊途同归的另一个杰出的实例是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美展中的一尊用汉白玉雕刻的周恩来胸像。正是那洁白湿润的汉白玉和细腻的雕刻刀法，用写字的风格塑造的形象，表现出周总理高尚的革命品质，对人民充满爱，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奉献精神。而对这形式现内容的完美结合的作品。人们心中涌出无限的崇敬，感到无比的亲切，难以忘怀。

　　在这两项作品中，尽管用的是黑白刚柔相反的材料，抽象和写实各异的手法，同样都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成为雕塑艺术的杰作。建筑艺术也不例外。本书第一章已论述过，建筑的内容是社会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建筑的形式是生活空间和艺术形象（就每一项个体建筑而言，生活方式具体为该项建筑的使用性质和功能）只有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才能作成赏心悦目的建筑作品。除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多项实例处，再举北京奥运国家游泳中心方案《水立方》为例。方形的跳水池和宽度相同的矩形比赛池排列在中间，观众度分布在两侧最适当。顺理成章，整个空间和造型呈正方形平面与适当高度构成的扁立方体，由12面体作为空间钢框架体系，形成多边形组成的图案。每一个多边形上一个ETTE气泡（聚四氟乙稀的超稳定有机物半透明薄膜，中间充气如同气枕，周边固定在铬合金边框上，再将边框固定在结构构件上）既或透光，又具有良好的热工性能，冬季保温，夏季阻隔辐射热。有利于室内温度的调节及节约能源。外表看像是水泡，让人们联想到建筑的使用性质——水上运动，表现出真实的内容。当然，形式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跳水池和比赛池放在一排呈矩形，但是加上观众度和其他辅助部分可以是任何形状的，也不一定必然是等高的，所以作成“立方体”是从作者的审美理念出发，认为位于奥林匹克体育公园，与主体育场相对而立的特定环境中，一个纯净的立方体与圆形的主体育场的共生关系，可以获得相得益彰的特殊效果。所以内容与形式的互动乃是导向两者有机统一完美融合的正确途径。

　　形式与内容错位的实例也不少，最严重的莫过于现代交通枢纽站竟采用仿古式玻璃瓦大屋顶，真及南辕北辙，愈走愈远。不过那是处于复古思想统治下的产物，与作者无关。这正好说明建筑作品的形式不可能完全取决于作者的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