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铁时代城市间的战略合作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我国城市关系逐步迈向战略合作伙伴时代。在高铁时代背景下武汉的对内开放格局被置于一种“双开放的X轴线”中心位置，武汉城市战略合作进入全面快进时代。本文分析了高铁对武汉城市战略合作的促进作用，以及高铁时代新形势下武汉城市战略合作面临的挑战性问题，进而作了相应的对策分析。

　　关键词：城市战略合作 高速铁路 武汉

　　高铁拉近了时空距离，城市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商务流越来越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域界限，在更广的区域内流动、配置，这股强大的市场作用将推动和加速城市间产业、就业、人口居住和城镇在空间上的结构重构和整合，为了达到城市利益的双赢，城市间的战略合作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我国城市关系也将迈向战略合作伙伴时代。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作为我国连接东西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枢纽，其对内开放的格局被置于一种“双开放的X轴线” 中心（京广铁路经济大动脉和长江水运经济大动脉的中心节点、北京至香港的高铁和上海至成都的高铁的中心节点），在高铁时代背景下，武汉的城市战略合作受到哪些影响，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应对，值得思考。

　　一、城市战略合作的理论与实践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合作内容不再仅限于招商引资、项目洽谈，而是放眼更大的区域背景，从更长远、更全面、更高层次上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如2008年，连云港市分别与兰州、西宁和洛阳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宁波和武汉确立了两市战略合作关系；2009年，南昌和宁波签署协议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建立起两市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南京、合肥、南昌共同签署《科学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备忘录》，上海和武汉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沪汉全面战略合作的协议》，等等。 城市间频繁出现的“战略合作”是我国城市战略合作的开端。目前我国城市战略合作具有以下特点：

　　（1）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导向，使合作具有整体性、长远性、稳定性；

　　（2）战略合作协议均强调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这表明合作内涵具有广泛性、全面性、深度性；

　　（3）战略合作协议均以共同利益为诉求，以一体化为目标，这表明城市间合作的目的是出于长期的共赢利益；

　　（4）从合作的领域来看，主要有城市间的全面合作和专项合作，也有城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专项合作。

　　（三）武汉城市战略合作的实践。 随着高铁的开通和推进，武汉与跨区域城市间形成战略合作趋势很明显。一是在京广线的中心城市合作上，武汉与广州形成了“友城式”的战略合作。武汉与广州有组织的合作始于1985年3月建立的“中南经济协作区”；2008年6月，两市缔结了具有战略合作的基本特征的《友城合作协议》，这成为两市战略合作的起点。按照协议两市决定加强政府间、经贸项目、现代农业、旅游业方面的合作，密切两市间友好往来，建立两市应急联动合作机制和工作机制。二是与长江流域经济轴线上的上海市的合作进入实质性的战略合作阶段。武汉与上海同属长江经济带，历来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2009年，两市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沪汉全面战略合作的协议》，开始了双方较全面的战略性合作。根据协议，两地政府将本着“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深入开展体制创新、重点产业、重点行业、高新技术和合作机制创新等七个方面的合作。三是在高铁经济时代，武汉与其他中心城市有战略合作的需求。如武汉与宁波以共赢、双赢为出发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双方战略合作的推动下，武汉及周边地区引进了宁波市的企业和投资者，获得大量项目和资金投资；而武汉市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武汉市及周边地区企业和投资者在宁波市投资及开展了多项科技合作的项目。

　　二、高铁对武汉城市战略合作的影响

　　根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武汉定位为中国铁路四大枢纽之一、六大客运中心之一和四大机车客车检修基地之一。2013年我国高铁网全面建成时，武汉到长沙、郑州、南昌、合肥、南京形成2小时经济圈；武汉到广州、北京、上海、香港、重庆、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形成3～5小时经济圈。武汉的交通和区位优势在高铁时代进一步凸显，武汉与全国主要中心城市的合作必然越来越频繁而紧密，高铁将直接推动武汉城市战略合作的深入发展，同时高铁也使武汉城市战略合作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

　　（一）高铁对武汉城市战略合作的促进作用。 高铁开通最直观的效益是增强了城市的流动性，使资源、资金、人才、信息等要素在更大、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流动。因此，对高铁网络内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战略合作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1、促进武汉的对内、对外开放。高铁时代武汉及全国其他重要城市区位与交通格局的巨大变化同时带来了城市发展战略空间的变化，武汉对内、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随之大大加强，这有利于武汉更快地“沿海化”，从根本上消除内陆城市特征，更好地融入到沿海发达地区，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承接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社会快速高效地发展。

　　2、促进武汉与其他城市战略合作的推进。高铁拉近了武汉与其他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增强了要素在城市间的流动，流动性的增强必然会松动城市间以行政和财政体制分割为主的界限，促进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优势互补，经济联系的加强会再次增强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的快速流动，从而使城市间人流、物流效率与质量将大幅度提高。那么，在城市合作上，必然会促进和增强武汉与其他城市间的合作，推进城市合作由原有的保守、松散的合作走向战略化的高度，使城市间的合作达到双赢、高效。

　　3、促进武汉在新区域经济中的合作。高铁在我国网状式的快速推进，将很快打破原有区域板块的界限，实现区域板块和区域经济结构的重构。在武广高铁开通之后，鄂湘粤三省的距离瞬时拉近，密切了珠三角、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三大经济体的联系，为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武汉在新的区域经济板块中可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也同时要发挥更全面、更突出的服务功能和辐射作用。

　　4、促进武汉发挥中部经济中心和中部服务中心的城市功能。武汉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必然要承担中部经济中心和中部服务中心的功能。高铁的全面开通将促进武汉增强在中部地区及武汉城市圈内发挥两大功能的能力。全国高铁网构架进一步增强了武汉的区位与交通优势，在全国2～5小时经济圈内，武汉具有区位、产业基础、科技实力、低生产经营成本、低商务成本等比较优势，可吸纳来资源、资金、技术和企业等要素，增强中部经济板块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整体实力；当武汉与周边城市构成同城距离之后，同城化效应会进一步扩大，一部分制造业可能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周边城市，促进周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武汉的劳动资本在择业区域与消费区域之间的通勤范围将随之扩大，其工作地点可能在武汉，而居住地有可能从武汉市区和郊区移至消费成本更低的周边城市的市区，实现他们在城际之间的“钟摆式”通勤，拉动周边城市的消费。

　　（二）高铁给武汉城市战略合作带来的挑战。

　　1、高铁的“溢出效应”（负虹吸效应）会给武汉在未来的城市战略合作中带来人才、资金、技术、信息、产业、资源等要素的流出压力。高速铁路的建设和发展会增强城市间、区域间的流动性，促使资源、资金、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发展环境优越、行政效能更高的城市和区域聚集，而投资环境不佳的城市（或区域）会因为消费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文化氛围不浓、城市环境不佳等原因，面临人才、企业等流失的窘境，这就是高铁经济所带来的负效应——溢出效应。分析高铁对武汉产生的溢出效应，要把武汉放在全国的区域范围内，从不同的区域层次来看。首先从全国来看，武汉很可能因综合交通、城市功能、投资环境等方面较第一梯队的城市要差而产生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被第一梯队城市吸纳的问题，即产生溢出效应，也可能因极差地租优势而吸纳来产业、企业、技术、资金等要素；从中部地区看，在以武汉为圆心的2小时经济圈中心城市中，合肥、长沙、郑州与武汉形成发展机遇上的竞争关系，武汉各种资源和要素也很有可能被吸纳；从武汉城市圈看，武汉在1+8城市中首位度很高，具有绝对的核心增长极作用，高铁会给武汉带来虹吸效应的机遇，但近年武汉城市圈一体化推进较快较好，武汉对其他8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正逐步显现。

　　2、武汉要在高铁时代背景下搞好城市战略合作，必须具有现代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高铁开通会给武汉这样的特大中心城市带来大量的人流，带来巨大的商机，而能否留住这样的人流不让它成为过路客，就需要靠武汉的现代城市服务功能给力了。武汉自古是商贾之地，随着高铁开通，区位与交通优势进一步凸显，其商务休闲功能将进一步增强，给商务会展、观光休闲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到来巨大商机。但武汉的城市现代服务功能较之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性大城市要差一截，存在被虹吸的危险；较之中部的长沙、合肥、郑州、南昌，武汉又有被竞争、被替代的危险。总之，随着全国高铁快速推进，在以武汉为圆心的全国2～5小时经济圈内，武汉要在城市战略合作中取得主动权和最大效应，就必须快速提升现代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3、武汉在高铁时代的战略合作中，面临更多区域治理的问题。高铁增强了城市间的战略合作，带来了有利于资源共享、服务共享的同城化积极效应，同时也将带来一系列的区域治理的问题。以往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建立的所谓横向协调机制在面临实际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分配问题时，往往难以取得实质性的协调效果，很多跨界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三、高铁时代武汉城市战略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一）注重城市战略合作的长效研究。 目前国内对城市战略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均鲜见。在高铁时代背景下，武汉城市战略合作的开展不仅是一项复杂的、重要的工作，还是一项复杂的、具有战略性高度的研究课题。政府和学者应该注重对城市战略合作的长期有效的研究。研究它的时代背景、国际国内环境和区域经济环境的变化，研究它的机遇、优势与挑战，研究它的运行机制、合作机制和协调机制，研究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它的效用与不足，研究它的长远规划，等等。

　　（二）增强武汉综合竞争能力，提高武汉在城市战略合作中的主动权。 城市综合竞争能力指一个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集散资源、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是城市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综合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概念，一般来说排名靠前的城市在市场占有率，经济增长率，综合生产率、生活水平、经济结构等方面均表现突出。根据近几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在294个城市中武汉综合竞争力由2007年的32位上升到2008年的23位，再上升到2009年的18位，提升较快，但作为一个副省级的特大中心城市和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武汉综合竞争能力显得落后并亟待提高。在影响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九个指标因素中，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近几年的数据，武汉在人才本体竞争力、生活环境竞争力、创新环境竞争力和城市群区域竞争力四个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在企业本体竞争力、商务环境竞争力、公共部门的竞争力等方面很弱势。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武汉市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要加强优势竞争力，补缺弱势竞争力：

　　（1）进一步增强人才本体竞争力。重视人才引进、安置和培养的各个环节，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的人才培养、人才保护、人才流动、人才输入输出等方面的制度，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人力为武汉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做贡献。

　　（2） 突破性地增强武汉环境竞争力和创新竞争力。抓住国家支持武汉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契机，增强武汉的环境竞争力；抓住国家支持武汉市建设东湖高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契机，增强城市创新竞争力。

　　（3）提高商务环境竞争力、公共部门的竞争力和企业本体竞争力。顺应高铁带来的商务服务业发展的契机，建设好城市综合交通和立体交通体系，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商务会展业，着力创新商务环境，提高商务竞争力；提高政府部门行政效能，改进完善公共部门的服务水平；必须花大力气办好企业，与国家和我市“十二五规划”接轨，规划好一些重点企业的重点项目，引进一批优质企业，培育一批优质企业。

　　（三）增强武汉综合服务能力，扩大武汉城市战略合作的效益。 抓牢高铁时代的历史性机遇，顺应高铁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快武汉以现代服务业为导向的产业高端化、服务集聚化的城市空间功能重构和结构转型。

　　（1）搞好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抓好以江汉区为首的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以总部经济、楼宇经济为抓手，重视王家墩CBD．江汉区金融业集聚区、沿江商务区、滨江商务区、东湖高新区金融港、洪山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东湖华侨城文化旅游区、光谷软件服务外包基地和中心城区八大商圈的建设；

　　（2）在现代服务业行业上重点发展金融保险、商务、商贸、信息会展、创意研发、现代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和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行业；在业态上，各集聚区要注重错位发展，形成功能上的优势互补、良性协同发展。

　　（3）注视高铁旅游产品的整合和营销，做好高铁旅游的各项服务，提高武汉旅游承载能力。高星级酒店的数量和质量都要快速提高；高铁旅游大巴数量要补足；高铁旅游导游素质和数量要到位；市内交通要提速。

　　（4）挖掘和拓展武汉的高铁产业链，重视与高铁建设相关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建设。如高铁产品、零配件、辅助产品的研发、设计与服务外包以及高铁物流等。

　　（四）增强武汉区域治理能力，发挥武汉在城市战略合作中作用。 我们认为区域治理的问题也应该在不同时间阶段、不同合作层面采取不同的措施推进和解决。

　　（1）武汉城市圈从一体化逐步走向若干城市间的同城化。目前，武汉城市圈一体化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9城市间在交通、市场、产业布局、信息服务、公共服务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实质性的进展，城市圈整体实力增长加快。如果能在城市间区域治理上更进一步，从一体化走向若干城市间的同城化，将更加有利于城市间产业布局、产业转型与城市功能再造，更加有利于城市间的双赢和协调发展，更加有利于城市圈整体实力的提升。

　　（2）创新区域政治体系。用实质性的体制创新和项目举措，重塑新的区域治理框架体系。构筑有利于化解跨界冲突与矛盾的区域政府或地方协会，在发挥市场力量的基础上助推区域资源的合理化；区域治理不能光靠政府唱独角戏，要采取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组织体系，营造一种政府与企业、行业协会、利益团体、非政府组织、公民协同参与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良性环境。

　　（3）社会公共政策趋同。有条件地放开户籍制约，淡化户籍的非公平性特权，构筑各类居民真正能够自由迁徙、自由选择的无障碍户籍管理。加快各大城市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为创造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提供制度保障。加快区域教育、医疗、文化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制度与政策的重构与制定，构筑开放、公平、公正的区域社会公共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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