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在名校
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走入校门，坐进课堂，即九九归一，皆为学子。如今，中国但凡有点儿名气的大学，处处可见旁听生的身影。北京大学等名校周边，游学一族更已成为一个显眼的庞大群落。
他们称自己为“边缘人”，因为常常会有身份的尴尬。他们多不缴费，当然也就没有学籍、文凭和奖学金；他们来去自由，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走进图书馆和食堂。绝大多数的游学族，日子过得颇为清贫，不过，在慨叹“长安居，大不易”的同时，他们多以“精神贵族”自居，执著于这种在旁人看来颇为特殊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旁听生带着功利目的，象牙塔中同样滚滚红尘。一年一度的研究生考试落幕之时，正是一批旁听生结束游学生涯之日。他们走进课堂只是为了免费复习迎考。收费动辄数十万元的MBA班上，还出现了开着奥迪来听课的老板级旁听生，“蹭课族”多是“意在沛公”，有心搭人脉、拉客户、钓金龟……
有人说名校旁听是“国际惯例”，也有人说“有教无类”是中国传统。明码标价的中国高等教育，还在提供这样的免费午餐，总还是让人感到脉脉温情。（韩波）
辛酸游学族
这些游学者没有学籍，不断地更换住所，不断地为经济来源发愁。但艰辛和茫然并没有使他们退却。
2007年的新年钟声响过，考研越来越近。王小兵不敢给自己放假，元旦那天，他依然背着黑色电脑包走进北京大学东南角的第三教学楼，继续紧张地复习。
这是王小兵第二次考研，报考的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去年他在包头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分数相差8分，被调剂到西北师大，他放弃了这个机会。2006年3月的一天，王小兵在网上偶然走进“北大边缘人”部落，看到很多北大游学生的故事，这些人的北大经历深深吸引了王小兵。
其中，已在北大旁听了11年的老游学生柳哲让王小兵非常佩服。柳哲的手机号码在网上公布，王小兵马上就跟他联系上了。几次短信来去后，王小兵动了北大游学的念头。他专程坐火车从包头赶到北京拜访柳哲，进行了一番“可行性研究”，这个23岁的男孩做出了决定。
生存
北京归来，王小兵向女朋友说了去北大游学的决定，接着辞去工作，打点行装，一切都干脆利落。
在包头，王小兵是一所民办大学的中文老师，月薪1500元，学校还给他分了房子。女朋友在医院工作，月薪1200元，日子安稳舒适。女友没有阻拦他，只是甩了一句话：“考上了咱俩继续好，考不上咱们就分。”
3月，王小兵成为北大的旁听生。这群人中考研群体规模最大，为了考上研究生，他们从全国各地涌向北大旁听。
得到柳哲的诸多指点，王小兵少走了许多弯路。譬如租房，柳哲就教他到北大附近的六郎庄找，王小兵顺利地租到了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平房，房租每月300元。这笔支出让王小兵感到很有压力，毕竟他已经是一名没有收入的旁听生。
北大游学生都想去学生食堂吃饭，但是办饭卡并不容易。校外人员只能办临时饭卡，必须加收15％的费用。为了省钱，王小兵只好在出租屋里做饭。
没想到，他很快就幸运地得到了一张饭卡。他去旁听中文系一位老师的课。老师瞧他陌生，下课后过来问他的情况。得知王小兵是一位考研的旁听生，就关切地问他在哪里吃饭，听说王小兵自己做饭，这位女老师惊呼：“考研复习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做饭呀，老师帮你办一张北大食堂饭卡吧！”王小兵说自己是幸运儿，大多数游学者一直被饭卡问题困扰。
6月，女朋友辞去包头的工作来到北京，照顾王小兵的起居生活。两个人的存款很快花完了，王小兵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幸好，女朋友的母亲开始接济他们。后来，女友找到了一份电视购物的工作，月薪700元，这是他们在北京的全部花销，两个人再省吃俭用，都是入不敷出。最后，他们搬到离北大10多公里的香山脚下，每月240元租了同样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每天跋涉，只是为了省下60元房租。
新家安在农民的偏屋里，小到只能放下2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锅碗瓢盆与酱油醋盐一样不少地放在书桌的柜子上。没有厨房，两人买了一只电磁炉，天天坐在床沿吃火锅。
“北大边缘人为生计奔波，京城真是‘居不易’。”在北大旁听了11年，柳哲最能体验其间酸楚。“我认识的孔君，初中毕业，是来自江西贫困山区的民办教师，经常在光华管理学院听课。他非常用功，可生活非常困难，在北大漂了三四年，我能从他的眼神里读出‘饥饿’两个字。有段时间他没地方住，就住在正在拆迁的房子里，天太冷，就地找点木条烧了取暖。”
“我曾长期喝北大免费的稀粥充饥，体味了古时士子寄居庙宇的生活。”游学者王少农在自述中写道。许多游学者凭着梦想和热情来到北大，却没有预估生存的艰难。“梦想与现实相差太远，生存问题很现实，很残酷。”
迷恋
王小兵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胡乱吃些早餐，坐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中央民族大学。那边有一个早年的“北大边缘人”开的网吧，每天早上7点至9点免费开放。王小兵每天都来这里免费“冲浪”2小时。
在游学生中，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网吧，很多人都和王小兵一样，非常珍惜这2个小时的免费上网，很多人是天天必到，像吸毒一样上瘾。他们囊中羞涩，哪里有免费资源，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王小兵认识的一位旁听生朋友，天天在北大内外找一些新开张的饭店或咖啡馆发放的免费票，一找到就去蹭饭。王小兵说，这位朋友在光华管理学院听了好多的课，见过很多企业家，想进企业工作，不是人家不要他，就是给他介绍的工作他又瞧不上。
上网之后，王小兵就折回北大旁听或自习。他报考的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主要旁听中文系的课。周一到周五，他自己制定了一张课程表，白天听曹文轩的小说艺术课，孔庆东的鲁迅研究课，以及中文系的各种基础课，间或听听心理系和法学院的课，晚上就听讲座。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王小兵天天到北大，周末没有课，他就在教室里自习。
孔庆东的课很让王小兵吃惊，每次300人的教室都坐得满满的，王小兵估计，四分之三是旁听生。有的是北大其他院系的学生，有的是清华、人大等其他学校的在校生，有的是韩国企业的韩国职员，还有的就是像王小兵这种在北大游学的“职业旁听生”。
“北大几乎任何一间课堂都对所有人开放。每个系的课程表基本上都可以查询到，而讲台上的老师看见陌生面孔，也决不会追问你的身份。只要每天跑跑三角地，讲座的信息就能了然于胸。可以听到校内外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只要你有自信和才华，还可以与他们对话与驳难。没有办到图书馆的借书证，用身份证花2元钱也可以进去。”柳哲说，图书馆、导师和讲座是“北大三宝”。
王小兵从早上9点多进北大校园，到晚上9点多离开，一天都泡在北大。午饭在学生食堂解决，晚饭要等到10点钟回到住处才吃。“生活很有规律，很充实”，王小兵说，“每天晚上回去，远远看见小屋的灯光，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他用“漫无目的”来概括身边的一些旁听生。他说，这些人往往把北大视为一次华丽转身的平台，他们一般都是高中学历，胸怀伟大梦想，一个个心高气傲，舍我其谁。这些人在北大听课奔着名师和讲座，没有一个系统的计划。
“在我组织的北大边缘人聚会上，为了梦想而来的低学历旁听生占了多数。” 柳哲说。
“很多人高高兴兴地来，结果带着遗憾离去。”王小兵说，这种没有学业生涯规划的游学方式，常常连基本的谋生技能都学不到，这是一个可怕的自我边缘化的过程。
留在北大做生意的北大访问学者龙定海10多年前就注意这群游学生了，他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贫困学生，带着对北大的热爱而来，有的一面旁听一面参加自考，也有的对文凭不屑一顾，仅仅是来旁听。虽然其中有人拿到大学文凭，也有的考取了北大研究生甚至出国留学，但成功者寥寥无几。
这些游学者没有学籍，不断地更换住所，不断地为经济来源发愁。但艰辛和茫然并没有使他们退却。“几乎所有的北大边缘人都具有这样的相同经历，来到北大，就舍不得离开了。”柳哲说。
龙定海对这群被称为“北大边缘人”的游学者泼冷水：“一群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能实现什么理想？”
成长
“北大边缘人，一个成分驳杂、来去无律的群体，它不断流动又将永远存在。在这里，有梦想闪烁的光芒，有蛹蜕变成蝶的艰辛，还将会看到蝴蝶展翅翩翩飞舞的美丽。”很多北大游学者都跟柳哲一样，做着这个毛虫变蝴蝶的梦。
丁霏，一位文学青年，梦想从北大这块人文圣地起飞，成为一名作家。他1996年来北大游学，至今已经11年了。当时在湖南念高三的丁霏小有名气，曾在不少征文比赛中获奖，还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恰逢清华大学开始重视文科建设，到他们学校招保送生，丁霏于是随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北上参加面试。
不料，16岁的他梦断清华园，在争夺保送生名额中，他输给了一位理科生。就在清华园的招待所里，丁霏无意中在报上看到北大东方学系招韩国语班，就到北大咨询，希望以此为据点，留在北大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那时他正在构思一部100万字的小说创作。
“当时不知道天高地厚，觉得文学创作嘛，不在乎大学文凭。”当他从北京赶回老家，高考即将来临，丁霏根本无心复习，结果考得一塌糊涂，连升学机会也没有。他说服父母，到北大游学，搞文学创作，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北大中文系名师们的课他一堂不漏。初到北大，丁霏把自己旁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天天很忙，课很多，都忙不过来。”
丁霏和另一位游学生一起在北大西门附近的一间平房里租了一张床，每月各付90元，“只要有个地方睡就行”。课余时间，丁霏就到北大周边的三个著名的书店看书，成府路上的万圣书园、北大南墙的风入松书店、海淀图书城的国林风成了丁霏游学生涯中的“精神家园”。由于北大图书馆不能进，丁霏只好到这3 个书店看书，“看了好多书，一本一本看完”。
马不停蹄地听课，疯狂地看书，3年的时间就这么悄然滑过。1999年，丁霏发现自己依然一无所有，没有北大学籍、未曾佩戴过北大的校徽，也没得到北大的任何凭证，在北大办饭卡受“歧视”，进北大图书馆被拒……一次次碰壁，终于让丁霏惊醒。
丁霏说，初到北大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即将冉冉升起的新星，甚至有点瞧不起北大的学生。游学中，丁霏发现了很多与他类似的人，“这批人求学上进，考不上大学，但在某一方面略有才华。”这是一群生活孤僻，独来独往的游学生，“他们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比别人好，不愿意跟别人来往，生活比较封闭，圈子比较小”。
19岁的丁霏醒悟了。他重新规划未来。那一年，丁霏报名参加了北京理工大学办的一个成考培训班，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预科班，又成功转到了清华大学英语系成教班，一直到2002年毕业。
到了清华，丁霏才发现北大对旁听生的包容是多么难得。“在清华，如果有陌生人走进教室，大家都会抬头看他，像进来一个外星人似的。可是北大没有这种现象，北大的教室旁听生来去自如。”
2002年毕业后，丁霏先后在全国妇联和外企工作，最近在中关村一家高科技企业任职员，是全公司“业绩最好的一位员工”。丁霏很清楚，如果没有一张成教毕业证，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先生存，再理想，这是丁霏悟出来的道理。如今，丁霏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北大研究生。
考取北大研究生，这是毛虫变蝴蝶——从“北大边缘人”变成北大人的唯一路径。这也正是王小兵正在走的路。
最让他欣慰的是，最近女友给他减压了，宽慰他说：“轻松上阵，考上最好，考不上也没关系，我们一起在北京做点小生意，生活下去没有问题。”当下，几乎中国各个名校都有旁听生存在。
柳哲：我是谁？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北大边缘人’、‘曹聚仁研究者’、‘自由策划人’，还是‘浙江兰溪的青年农民’？”
北大东门外吉永庄一间30平方米的平房，住着柳哲一家。这位浙东金华的农民，10年前的梦想是从政。他高考落榜后在浙江省浦江县图书馆工作，26岁时仍是一名临时工。
启程
“与北京大学结缘实在很偶然。在浦江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1994年9月，我开始筹备‘曹聚仁资料馆’。”
柳哲的房间里摆着一尊曹聚仁的铜像，他这位老乡是名作家、名记者和名学者，又曾是大陆和台湾的“国共密使”。柳哲说：“在我心目中有两位导师，一是元代文学家、我的祖先柳贯，第二个就是曹聚仁。”
1995年5月17日，浦江县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了曹聚仁资料馆。因为没有多少学术研究资源，为了扩大影响，在海内外争取更多支持，柳哲以 “曹聚仁资料馆”的名义向全国的研究机构、学术机构发函。“我给慕名已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寄去了征集资料函。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北大中文系的主任是谁，只好写‘中文系负责同志收’。”
没想到该系的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很快回了信，不久又约请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钱理群寄来了研究文章：《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来二往熟悉之后，柳哲便与张先生谈起了自己的人生困惑。
“我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但是临时工工资只有140元，没有大学文凭转不了正，还遭受排挤和冷落，希望能到北大中文系深造。张兴根在回信中说，你有机会来北大中文系进修一下就好了。”
柳哲怦然心动：“我当时还没来过北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进修，就想到北京去弄个大学文凭。能去北大读书还不好？根本不知道在北京生活那么难。”
1995年年底柳哲辞去了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带走了整个家族所有的积蓄3000元。“当时我并无积蓄，父母好多年存了2000多元钱准备给我娶媳妇，我又向亲友借了1000多元。我对父母说，这个事情，不管成也好，不成也好，让我去闯一次吧。”
梦想
柳哲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时间：1996年3月14日凌晨3点。
经过30多个小时的颠簸，柳哲带着有关柳贯和曹聚仁的图书资料、生活用品，总共两三百斤的行李，出现在北京车站。
“7点多钟，我在北大中文系办公室打电话给张兴根。他很快过来了，非常热情地用自行车将我的行李运到北大宿舍管理科。我被安排在北大研究生宿舍，当时一个床位一个月120元，我交了4个月的住宿费。”
下午张先生又陪柳哲去教务处办理进修手续，听到一年的学费要3000元，他愣了：“我那点钱办完正式进修手续就没钱住宿了。”
又一个偶然改变了他的人生。“有位老师好心地跟我建议：一般来进修的都是为了拿一个结业证书回去评职称。如果你只是为了求学，不如去北大中文系旁听，那就一分钱不用交了。”
张先生建议柳哲办个旁听证，这样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会方便一些。他就选择了一门旁听费最低，而自己又比较感兴趣的“唐宋散文研究”，导师为葛晓音教授。“交了80元钱，在北大成教学院领到了一个单科进修旁听证，这也是我在北大6年唯一一次交费听课。”
他第一学期一心一意地读书、听讲座，半年后就支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去打工。“当时我有一个老乡是原北大历史系的楼开炤教授，在他的推荐下，我到了北大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今文史哲编辑部）做临时工，校对全宋词。这正好合了我的口味，我在那里干了一年半，对我的文字功底和写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出版社1500元的薪水足够柳哲一个人的生活开支。
“我在北大半工半读了两年，虽然工作也比较顺心，但我总是想我来北京不是只为了赚个钱吃饭。当时曹聚仁先生的研究国内比较沉寂，北大对于曹聚仁的研究也缺乏重视，我实在为我们家乡的文学前辈抱不平，总想做点事。”
1998年3月，柳哲开始在北京筹办“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把挣来的数千元全部用来做筹备经费。因为出版社每天繁重的工作太牵扯精力，他一狠心辞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在搜集曹聚仁资料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曹聚仁生前交往过的老师、他们的学生、研究专家，跟他们有了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这可能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财富。”
柳哲原本的设想很大，他要筹划一个“中国曹聚仁研究会”，后来得知一个国家级研究会必须挂靠部级单位，他也没钱去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为了变通，决定先搞一个“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如果成立了研究中心，就可以有一个办公的地方，招一些人，反正这个梦当时是做了。” 但是这个研究中心始终没能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跟我当时的能力也有关系，知识面、社会经验、运作能力还不具备”。
身份
2001年是柳哲人生中第三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开始从曹聚仁转向‘北大边缘人’策划。”“我突然觉醒了：一个人一定要有实力、有成就，才会得到尊重。”他想，或许可以把自己在北大的经历写一本书。“五六年吃喝拉撒、读书恋爱都在北大，精神上、生活上都融入了北大，但我是北大人吗？不是。在出版社的工作也是临时工。当我苦苦思索并漫步到三角地的时候，突然闪现了‘北大边缘人’这5个字。我觉得这是对我很好的界定，我就是北大边缘人。”
那是个“寒冷”的季节。“用钱捉襟见肘，甚至靠借贷度日，一度负债1万多元。柳哲搬进了”静心斋“。那是校园里一个废弃不用的小房子，大约只有六七平方米，不通暖气不通电，当然也没人收房租。后来他被校方发现勒令离开，开始了频繁搬家。
“有时候身无分文，吃饭只能去小店或摊位上赊账，打电话也要去电话亭赊账，所以学习之余就是找钱。第一次打工是帮某公司抄信封，两天挣了120 元，乐了好一阵子。有一年夏天，通过与民工聊天，得知拆房时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毛钱，就高兴地去干了一天，手指都被磨出了血，有时窘迫到一个馒头就白开水就算吃饭的程度。”
2001年8月8日柳哲与女友雨心结婚，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转向做生意。“我开始学着搞些策划，还在一位华侨的境外公司兼职，慢慢把借教授们的钱还清了。”
经过10年漂泊的柳哲已经不再醉心于学术。“来北大之前，我可能还抱有政治梦想，后来做学者也是我的梦想。但是现实不允许你去实现，所以我要想办法去找钱，帮别人编修家谱贴补家用。偶尔还是会去北大听听讲座，但现在最关键的还是创业。37岁到40岁这段时间对我非常关键。”
他有时候会困惑：“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北大边缘人’、‘曹聚仁研究者’、‘自由策划人’，还是‘浙江兰溪的青年农民’？”MBA群体颇具商业价值，旁听也能积累人脉。
开着奥迪A6去旁听
每到周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门口就要“开车展”。MBA一般是捷达、宝来、索纳塔，EMBA则有奔驰、宝马、奥迪。老曹就是那个开着奥迪A6来旁听MBA课程的。
蹭MBA课的人很多，但能坚持听完两年，从一名频繁跳槽的传销人员华丽转身为某大型国营制药厂销售总监的，也许只有陈俪一人。
她当时就住在北大旁边，从没有被老师和同学赶出课堂的尴尬。
“我有个窍门，趁快上课大家都坐好了，进去在后面找个位置。不要去听EMBA的课程。那些学生的年龄偏大，一进去很容易就被认出来了。”
陈俪性格外向。她课上得勤，又跟周围同学熟稔，无人想到这位原来是“加塞儿的”。她还积极参加MBA沙龙，与老师交流，当然老师也没有想到要问一问这位眼熟的女生是不是旁听。
她比较爱听厉以宁的大课。“国际贸易、管理会计、英语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课一般都会提问、布置作业，我的基础比较差，硬着头皮也不敢去。厉以宁的课深入浅出，比较抓人。谈到农村问题，他就会说起在农村考察的故事，不像别的老师只喜欢讲理论。”
三农问题对销售药品有什么帮助？陈俪笑了：“我们做销售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形形色色的客户聊天，大客户的层次都很高。你半个小时介绍完产品，剩下两个小时就是你个人魅力、谈吐、见识的展示了。”
旁听MBA课程使陈俪积累了人脉。“不是有句话吗，大学看学校，毕业看同学。我的心态很好，从没有把自己当作外人，一直和从前的同学保持着联系。是他们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老曹也是非MBA中的传奇人物。
每到周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门口就要“开车展”。MBA一般是捷达、宝来、索纳塔，EMBA则有奔驰、宝马、奥迪。老曹就是那个开着奥迪A6 来旁听MBA课程的。他是光华为数不多的缴费旁听生，原本在江西承包修公路，居然一甩手跑来住学生宿舍。别看他开车去谈生意的时候仪表堂堂像个老总的样子，其床铺之乱远近闻名。“老曹非常用功，时间都拿去读书了。”他的室友告诉记者。
毕业后老曹回江西继续修路，记者未能联系到，也无从得知他是否上的是“特设MBA”（SMBA）。这是一种类似旁听的特殊形式，免试入学，享受与MBA相同的老师与资源，修满学分给予结业证书。学员若读书期间所有成绩都在B以上，参加全国MBA联考过线，还可以获得MBA的学位证，学费比MBA 学生高出25％。
“参加这个班的人很多，但真正能拿到学位的凤毛翎角，100多个人里面只有一两位。”一位旁听生告诉记者。他是中关村一名小企业主，喜欢钻研技术，企业做大了就开始头疼管理。像他这样的青年创业者，既没有太多精力去读书，也不像老曹那样有底气一掷千金，灵活机动的“偷听”正中下怀。
旁听最盛的时候，一般40个人的班上会有十来名非MBA.大部分学生对旁听生很友好：“我没有心理不平衡。我们花钱大多数不就是买个学历。旁听是拿不到学历的。”也有学生表示：“看到旁听生那么刻苦，对我们也是一种促进。”但也有生气的时候：“课件都是老师自己打印的，准备了15份发下去，好多选课的人反而没有。”
光华有规定MBA课程一概不许旁听。2003年光华曾经严查过一段时间的桌牌。“有几位老师是认真执行的，每堂课都让大家把桌牌拿出来，没有的赶出去。但在光华这样的老师毕竟不多。像战略管理这样的大课，好几个年级合起来上足足有一百多人，老师也摸不清谁是谁。特别大牌的老师如厉以宁、张维迎，一般时间比较紧张很少单独开小课，旁听生挺多。小课互动性比较强，需要分组讨论时，老师觉得不好指导就会让旁听生离开。”
光华的MBA课程为什么不允许旁听？有位学生表示这是硬性规定。但有老师私下相告：“这是侵占其他交费学生的资源，对他们不公平。而且不花钱来旁听，也会影响学院的收费。”
“老师上课时往往会说点商业机密，有一位房地产商跟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预言：这家企业用不了半年就会垮，不信大家看。他特别担心有记者来旁听。还的老师随口调侃：”干部是改革中吃亏最多的人。‘第二天这句话就见了报，还被框起来做成大标题。光华的老师一般都是挺有声望的，挺害怕这些事。“一位学生谈到。
因为MBA群体颇具商业价值，很多人就借旁听之机拉客户。“我就遇见过一个旁听生，他在广告公司做电视广告，特别想拉一些客户在他那里投广告，又找不着门路，就来旁听MBA的课程，课间到处发名片，老师很生气地把他赶了出去。”
其间也不乏有人怀着“嫁个有钱人”的梦想。“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孩来旁听，天天打扮得很漂亮，也不怎么认真听课。她后来认识了一个读EMBA的，两个月后就嫁给了那人，从此再也没来上过课。”
还有一类特殊旁听更为有趣。有MBA来上课的时候，夫人一定要在左右陪读，生怕他上学期间跟别的女生交往，老师查明了真相只好付之一笑。
旁听往事
自从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收并蓄”，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老北大便成为欧美之外最吸引热血青年游学之圣地。
梁思成在老北大开授“中国建筑史”，课讲完了，梁先生说：“为了应付公事，还得考一考，诸位说说怎么考好？”
堂下默然。先生鼓励道：“反正是应付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
仍然无人应答。梁先生恍然大悟：“请选课的举手。”眼看20多位学生没有一个人举手，先生乐了，向台下作了一个大揖：“原来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一笑而散。
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不应该来上课的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张中行盛赞的这种北大惯例，大抵出自“有教无类”的古老传统。
殊不知孔夫子虽然让瓮牖绳枢之子得到了求学机会，还是要求门生缴纳几条腊肉的学杂费，并不允许随便蹭课。与孔子同时创办私学的还有鲁国大夫少正卯，此人处处跟孔子唱反调，“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总是有人逃课溜去少正卯处听讲。孔子当上了鲁国大司寇，没多久就杀掉了少正卯。
这段公案始见于《荀子·宥坐》，《史记》、《淮南子》均有记载。虽朱熹提出异议，但门墙严峻、课堂规矩，从国子学到三味书屋莫不如此。
老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学生多出身贵族官僚，按规定毕业后须尽5年教席义务方能候补。时有学生早逝，挽联上书：“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这断乎不是旁听生能来的地方。
其时还流传“两院一堂为八大胡同主顾”的说法。“两院”指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这恐怕也不是渴求新知者想来的地方。
偶有偷学成材者，多从东汉贾逵“隔篱听书”，未敢登堂入室。运气好的或许可以被私塾先生免去赀敬、招入门墙，若是一票旁听生跑去人家窗子底下安营扎寨，怕要惹来棍棒伺候。
“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这样的浪漫主义，唯老北大开风气之先。
自从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收并蓄”，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老北大便成为欧美之外最吸引热血青年游学之圣地。
冯友兰读书时亲眼目睹：“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
这就是为北大人津津乐道的“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
张中行曾将旁听踊跃的因缘和合娓娓道来：“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
鲁迅之弟、著名生物学家周建人在《达尔文进化论是怎样吸引着我的——早年学科学追忆》中写道：“……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得关心社会科学。1919年我到北京来，就曾经到北大去旁听哲学和社会学，听胡适讲欧洲哲学史，讲杜威。”
沈从文满怀希望报考北大，无奈他全凭自学，基础太差，最后名落孙山，只得选择一条旁听捷径。不喜束缚的沙汀则是主动打消了考北大的念头，而是来到新文化的发祥地，订一份《语丝》、《莽原》，喜欢什么听什么，痛痛快快学一顿，为什么非要套上一个学校的枷锁？
也有人指责旁听制度搞得北京大学乱糟糟，蔡元培有次问老下属：“守常，你说这样办学行吗？”李大钊点了点头：“这就叫‘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属爱山人’。”
“偷听生”
1912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一整套旁听生管理规章制度，要求他们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不得通称北京大学学生。不得改为正科生。经学校审查或考试认为确有听讲学力者，方准入学，每年只收考一次。旁听生必须缴费并领取旁听证后方准听讲。
但在当时的北大，除了办理了正式手续的正科生、旁听生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偷听生”。按所听之学科，旁听生每学分每学期应缴学费1元。实验功课，每星期实验者，每学期缴费2元。不少生活贫困的青年如许钦文、胡也频、柔石，连旁听的手续也办不出，只好天天溜去蹭课。
不办学籍如何混得进去？北大人的自由散漫提供了极大便利。
张中行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
朱海涛说得更绝：“学生宿舍纵横交错地挂了许多长短高低的白布幔，将房子隔成一块块互不干涉的独立单元。好像各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只是与意气相投者交往。”
北大人何以对狂妄、不羁情有独钟？有人说是因为不满“水木清华”为代表的美式教育，或许我国文人自古有此传统。
“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旁听生就更无人关心。“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张中行《北大忆旧》）
因偷听被赶出课堂的自然有之，但大部分教授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金克木1933年去沙滩北大法文组当末班车的无票乘客，班上只有一个学生，老师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他在《末班车》中写道：“从此与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
朱海涛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全国只有北大无愧于‘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更不会市侩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子气地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
甚至有教授愿意为偷听生奔走。许钦文最喜欢听豫才先生的课，周先生对他深表同情，一口答应为他们向蔡校长说情办旁听生手续。
“你不但可以听，还可以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拿长篇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认真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下一堂课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朱海涛说。
投稿屡次不中的沈从文，走投无路之下给北大的教授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令他喜出望外的是，郁达夫不仅慷慨解囊，还亲自指导他写作。在周作人、辜鸿铭等教授的资助与提携下，他渐为文学圈所接纳。
但红楼名人并不都是如此热衷于奖掖后进。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及北大生涯时曾多少流露了一些情绪：“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说：“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偏傲，这无疑使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产生一种挫折感。解放后，北大校庆活动邀请毛泽东，不管是逢五的小庆，还是逢十的大庆，他老人家都未再踏入北大校园。”
“拉丁区”
成百上千、口音各异的青年人怀着梦想与信念来到红楼沙滩恋恋地住了一年又一年，在20世纪初的北平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拉丁区”。
“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而且茶水、电灯、佣人，一切在内。而北大的吃又是最自由的，你看门口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店去，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你的肚子。两毛以上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可以吃到两菜一汤。普通客饭一荤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分钱足够，馅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当然最经济的还是吃面，三碗面皮六分，小碗麻酱四厘，六分四厘撑得饱饱。如果你不在乎自己‘大学生’的虚面子，上汉花园那小食摊和洋车夫并排坐在矮凳上啃大饼，自然更省钱。”许钦文回忆说。
“一位身在西北又不是北大人的朋友，三番两次地向我赞叹说，他第一次到北平，冬天的半夜里摸索到朋友的公寓。小小的房，小小的煤炉已经冷冷的只剩下了一点烬火，万籁俱寂，一支短短的洋烛，伴着那位朋友伏案疾书。这幅图画给了他一个永世不磨的印象。”（《北大的“拉丁区”与“偷听生”》）
生活虽然苦哈哈，却也阻挡不了星火燎原的恋情。在小公寓里，丁玲与比她还贫困的青年诗人胡也频共读《京报》副刊，讨论歌德、海涅、莎士比亚，于现实困顿、前途渺茫之中相互慰藉。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借朋友们的钱来到北平。于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家中短暂盘桓后便搬去了三眼井胡同。
“我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经杨昌济介绍，李大钊让毛泽东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8块大洋。但冬天到了，买煤烧炕后已经所剩无几。为抵御凛冽的寒风，他只好跟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8位伙伴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穿。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他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
“说白了反而麻烦”
有了名称，旁听生就从“暗处”走向了“明处”，也引来了更多的关注。
2001年3月，北大旁听生柳哲在失意中，称自己为“北大边缘人”。没想到这个概念后来变成了从蔡元培时代起就存在的旁听生群体的称谓。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还特意撰写一篇《北大边缘人》，激励这些好学向上的游学者。
陈平原如此解读“北大边缘人”——
“这里的所谓‘边缘人’，挑战的是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构成‘中心’的北大传统或整个现代教育制度。有不满，也有妒忌；有自嘲，也有愤恨，但均指向自家时运不济，而不是怨天尤人，更不主张取消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
陈平原说，他平生也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为争取读书的权利而苦苦挣扎的艰辛与屈辱，因此他非常理解并认同那些非上北大不可、屡败而又屡战的游学者。
“北大真正特异之处，在于默许外系、外校乃至外地的学生未经注册而进入教室。只要教室里有多余的位子，而你又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周围的人即使明知你不是北大学生，也不会横加干涉。这已经成为北大校园里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
陈平原的这篇文章在北大旁听生中间流传甚广，柳哲把陈教授看作“北大边缘人”的知音。这位被柳哲称为精神导师的教授，开设的课程颇受欢迎，教室每次都是水泄不通，其间就有不知其数的旁听生。
诚如陈平原教授所言：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没有围墙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
记者：在您看来，哪些人到北大来旁听？
陈平原：据我观察主要有几类。第一类来自北大附近的高校，他们跨校选修北大的相关课程，这是基于北大与他们所在的高校达成的校际选修课程计划。这些人基于学术兴趣与修学分的双重目的来北大听课，是登记在册的正规旁听生；第二类是通过教育部批准或基于北大与其他单位的教育合作，来北大进修的高校教师或研究机构的工作者，他们也受学籍管理的约束；第三类是自由旁听者，是没有学籍管理的旁听。他们来旁听不是为了修学分、拿文凭。这其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北大本校的学生和北大校外的学生，另一类是社会人士，而其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北大课堂上旁听的学生确实很多。有一个学期，我拿着一份有60个听课名额的选课名单表走进一间能够容纳80人左右的教室，所有座位全满了，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
记者：您在柳哲提出“北大边缘人”之后撰写了《北大边缘人》一文，看得出您是很支持这群人的。
陈平原：我支持旁听生。虽然今天的旁听生中有一小部分人并不是为了求知，而是带有功利目的，但总体来说，旁听生中大部分有自己坚定、执著的学术追求与理想，是为了读书而旁听的。不过，我觉得“北大边缘人”不应该挑明来讲，说白了反而麻烦。旁听生在北大校园中大量存在，在没有“北大边缘人”之前，旁听生们是非正式群体，有了名称，旁听生就从“暗处”走向了“明处”，也引来了更多的关注。但他们有没有“合法性”呢？这叫教育主管部门如何表态？恐怕没有哪所大学愿意站出来明明白白地支持旁听。
记者：说白了反而麻烦，这麻烦主要指什么呢？
陈平原：旁听如果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应该允许。如果太多旁听学生而干扰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那就不好办了。一旦说白了，就容易把这个问题扩大化，有可能导致学校出台限制旁听之类的政策，这就有可能影响那些追求知识的同学。
记者：您认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解决这一麻烦呢？
陈平原：麻烦，并不是旁听人故意制造麻烦，他们热衷于旁听，是因为他们渴望分享大学的学术资源。北大的学术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北大是全国的北大，教师有责任与义务让更多的人分享北大的深厚底蕴。大学教授有责任对社会发言，有责任给那些没能进大学的人提供学术滋养。大学可以多开些公开性的讲座，同时大学教授也应该更多地走出校园，多参加一些公益性质的讲座，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望。
另一方面，对于旁听生来说，旁听课程并不能仅仅凭兴趣，还要有基础，最好是在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与学术修养之后，才有目的地选择一些课程去旁听。没有基础的旁听没有意义。旁听的课程要适合自己，不仅要适合自己的兴趣，也要适合自己的水平。并不能仅仅以老师的名气的大小作为是否旁听的标准，这样的旁听只是凑热闹罢了。
“能够容忍就不错了”
有人说，旁听生经常占据了50％以上的教室座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他们不必承受高考的压力，不必交纳越来越昂贵的学费，但却可以享受同样的师资。
“季羡林在清华上学时，跑到燕京大学旁听冰心的课。冰心发现班上多了一位陌生学生，于是问季羡林身份，得知是清华的学生，冰心毫不客气地把他请出了教室。”
这是北大中文系段宝林教授向记者讲述的一段往事。段宝林以此说明，当年的燕京大学教学管理非常之严格，学校绝不允许外校学生或校外人员自由旁听。不过，北京大学从蔡元培时代始，对旁听生就采取宽容的政策，学校管理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干涉旁听生在北大的听课权利。
段宝林亲身领教过旁听生所带来的火爆场面。他主讲中国民间文学，吸引了大量旁听生，有一年他开公共选修课，第一堂课校方安排的是一间可容纳 175人的教室，段宝林一看，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无法上课。最后换到一间350人的大教室，依然挤得满满的，很多学生就坐在过道上听讲。
在北大几十年，段宝林的旁听生中既有大名鼎鼎的苏联科学院首席科学家，也有国内各著名大学的教师、博士，外校的学生，北外的外国留学生，甚至还有出家人，包罗万象。段宝林也秉持“有教无类”之心，善待那些“北大边缘人”。
段宝林说，当年刘半农也是一位“北大边缘人”，但蔡元培欣赏他的学问，聘请他到北大当预科教授。后来胡适博士瞧不起刘半农，觉得他没有学历，当教授不称职。刘半农一气之下，跑去法国读了博士回来，才洗掉边缘人的身份尴尬。
复旦大学张汝伦讲授的西方哲学课程是复旦校园最为火爆的课程之一。本学期，由于旁听者实在太多，这门课还专门搬家，换到光华楼更宽敞、座位更多的教室。2002年，应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邀请，张汝伦给北大学生讲授《精神现象学》，也领略过北大旁听生的热情。他说：“今天，几乎中国各个大学都有旁听生存在。记得早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博士研究时，我的一个导师的课堂拥挤到连他的脚边都坐满了人，整个教室只剩下他周身半径不到半米的空间。德国人狂热的学习热情感染了我。我很鼓励自己的学生去旁听其他老师的课程，当然，我也很欢迎学生来旁听我的课。”
有人说现在已经是“E时代”了，很多知识完全可以在网络上学习，没有必要到大学课堂上抢位子。张汝伦认为，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不同，课堂讲授是对文本的极为有益的补充，学生和老师的面对面交流具有书本所不能替代的价值。
在一些名校有人统计：旁听生经常占据了50％以上的教室座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他们不必承受高考的压力，不必交纳越来越昂贵的学费，但却可以享受同样的师资。于是“上课没座位，食堂没地方”成为一些人攻击旁听生的论据。
李巍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6级的博士研究生，2002年他报名北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但不了解所要报考的老师，就决定先去北大旁听，做了一阵子“北大边缘人”。他说：“旁听生应该遵守游戏规则，不要‘学术性’地破坏课堂秩序，比如不能在没有做足功课的情况下瞎提问。”李巍说，北大不是科普课堂，如果目的是知识脱贫，北大并不是最理想的场所。
为了保证选修课程的学生能够得到座位，北大有老师规定教室前几排必须预留给他们。张汝伦说，他的学生也曾经提过类似建议，但他觉得没有这种权力，同时也没有必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彻底办法是禁止校外旁听生，但难道还能禁止校内非本院系学生的旁听？对于旁听生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不少旁听生呼吁北大免费开放图书馆，取消临时饭卡加收的15％费用，称这些是“非公正待遇”，但北大都没有回应。“北大能够容忍旁听生的存在就不错了”，段宝林说，“你看看当年季羡林被冰心赶出教室，再看看今日北大旁听生的待遇，就知道他们应该知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