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飘满红罂粟
19年前，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关于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部长级会议。提出“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与会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一致同意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国际禁毒日”。对于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来说，那时毒品似乎离我们还很远。但19年后的今天，毒品问题正在或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值国际禁毒日之际，我们特别刊出这篇报道，是想警醒公众：毒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其现实的危害已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像。
向春玲从未想到，毒品离她的生活竟然这么近。她去云南缉毒前线走了一趟之后发现，云南当地甚至整个国家，都正处在毒品的威胁之下。
“毒品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中共中央党校的这位社会学教授说，“可不仅仅是什么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病。”
去年3月，向春玲原本准备到云南考察西部发展问题，但云南省一位省委领导向她建议：云南最值得考察的是毒品问题。
于是，她花了23天时间，走了云南与缅甸接壤的800多公里边境线，沿边境线考察了9个县市。最近，她正将考察结果写成一份内参。她说：“那里正在打一场禁毒人民战争。”
毒贩们藏着毒品，“一脚就跨过边境线”
向春玲从北京出发，到达云南与缅甸接壤的边境时有些吃惊。她没想到，边境线既没有铁丝网拦着，也没有边防军站岗。甚至，所谓边境线，其实连条“线”都没有，只是在某些地方立一块界碑。
这条看不见的边境线，这边是中国云南，而另一边，便是属于金三角地区的缅北地区。那块土地上，种毒、制毒、贩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
在美国国家缉毒署标有地理坐标的东南亚地图上，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基地之一的金三角地区，70％的区域在缅甸境内。有数据显示，目前每年经金三角地区贩运的海洛因已占世界总量的70％~80％，而其中超过80％来自缅北地区。
中国云南省正与这一区域接壤，边境线长达1977公里，山连山，村连村，公路通着公路。
有的地方，一个村子一半属云南，一半属缅甸。有的地方，两国之间仅一溪相隔，桥这头是中国，桥那头是缅甸。还有，一亩田分属两国。甚至，“一家两国”。向春玲见过一座村民的房屋正好坐落在边境线上，院子在中国，后面的住房在缅甸。
许多人住在边境线这一边，他们的族人、亲戚和朋友却住在那一边。他们常常走亲访友，“一脚就跨过边境线”。
向春玲特意挨着一座界碑照了张相。她面朝云南方向，一脚踩在缅甸，一脚踩在云南。
每年，估计有七八十吨毒品，就从她身后那个罂粟花开的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入她面向的这个国家。毒贩们藏着毒品，同样“一脚就跨过边境线”。
“这样的边境使堵截毒品变得十分困难，”向春玲说，“那边繁荣的毒品经济，对我们这边渗透得很厉害。”
数据显示，我国内地流通的毒品中，约70％来自金三角地区。
“有的村寨已到了村干部选不出来、老人去世后找不到送葬人的地步。”
因为紧邻金三角，云南边境首当其冲遭遇“毒”害。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门打开，金三角的毒品开始成规模地流入国境。最初，这些毒品只是借道云南边境，经由广东，流向香港，再流向欧美等地。不过很快，云南边境也成了毒品消费地。
“在当地，不太熟悉的人递给你一支烟，最好别抽，因为很可能含有毒品，从此上瘾。”向春玲说。毒贩们有时用这种方式卖毒品。
向春玲亲眼见到当地因吸毒而家破人亡的一户5口之家，家里有4口人吸毒。丈夫因吸毒死亡，妻子被送进强制戒毒所，两个儿子也都吸毒，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家里穷得只有四面泥巴墙，连床都卖掉了，灶也废弃了，只剩79岁的老母亲，独自守着一口棺材。老人的生活全靠村里人接济。如果村里人哪天忘了送来食物，老人就得挨饿。
当向春玲掏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递过去时，老人紧紧抓着向春玲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旁边的村民说：“让钱在老人家手里好好捏一捏！”
这样家破人亡的事件，当地并不鲜见。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姓张的吸毒汉子，在不到10年时间里，先将妻子卖到外省，又将女儿卖到陕西，随后将惟一的孙子也卖掉了。紧接着田地出租了，房屋变卖了，直至最后，自己因吸毒过量死亡。
200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这位汉子所在的村子，共有村民150多名，而吸毒者竟有43名。在这些吸毒者中，一半以上的家庭破裂，80％的人负债累累。从2001年以来，有15人因吸毒而死亡,13人离家出走，给这个穷困的村子留下了6个孤寡老人和6个孤儿。
当地人告诉向春玲，一个家里只要有一名吸毒者，就会将整个家庭拖垮。毒瘾发作时，吸毒者六亲不认，甚至会拿着刀子向亲人要钱。一个村里要有几名吸毒者，整个村子会鸡犬不宁。
这样的吸毒者群体，在云南数目庞大。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云南全省有吸毒人员6.8万余人。
向春玲前去调研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四分之三的区域与金三角接壤，边境线长达500多公里，一州之地，吸毒人员竟超过2.5万人，平均每100人中有2至3人为吸毒人员。
在德宏州的陇川县，当地政府给向春玲出示的一份资料称，该县是“全省乃至全国毒情最为严重的县”。截止2004年11月,这个有着17万人口的边境县，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共有1万余人。平均不到20人中,便有一人吸毒。县里80％以上的村寨普遍存在吸毒现象。
在这些吸毒人员中，50％以上是青壮年，除极少数还能正常劳动之外，大部分劳动力都因吸毒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其中35％以上的贫困人口皆是由于家庭中有吸毒人员而导致。
当地人引领着向春玲参观了吸毒人员众多的村子，俗称“吸毒村”。
有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吸毒村”，虽然紧挨着公路，但村里到处“破破烂烂的”，村里大多是木制平房，全村几乎没有楼房。进村的道路也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
一个村民对向春玲说：“我们村连续8年没有喝过喜酒了。”
没有年轻女子愿意嫁到这里，而村里不少原有的已婚妇女也纷纷改嫁外地。吸毒人口陆续死亡，村里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
翻开陇川县的吸毒情况统计表，在册吸毒人员超过1000人的乡镇，有6个，其中有3个乡镇现有吸毒人员超过1000人。而有两三百名吸毒者的村子，在当地比比皆是。
当地人告诉向春玲，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吸毒没有戒断的一批人，基本已经死亡。现在，新一批吸毒成瘾者也将在五六年后陆续死去。
“有的村寨已到了村干部选不出来、老人去世后找不到送葬人的地步。”该县一份官方资料透露。
向春玲不止一次听到当地少数民族发出这样的呼声：“救救我们的民族！”这个在陇川县有着4万多人口的民族，每10人中便约有1人在吸毒。
全县吸毒人员每年要“烧掉”6000多万元，相当于该县2003年的财政总收入
当地政府修建了不少强制戒毒所、戒毒农场等戒毒机构。
但彻底戒断毒瘾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生理脱毒相对容易，难的是心理脱毒。”向春玲说，“他们心里会特别地想。”
向春玲在一家戒毒所见到一个吸毒的女孩，骨瘦如柴。最初她因为好奇而吸毒。“刚开始吸的时候恶心、想吐，但过一会就感觉特别美妙。”她告诉向春玲。这已是她第二次戒毒。
访谈过程中，正好有干警抓获毒贩，他们拿着缴获的海洛因给向春玲看。坐在旁边的女孩便背转过身，闭着眼，努力不去看海洛因。
一位因失恋染上毒瘾的男青年，已是第三次进戒毒所了。为了远离毒品，他打算出去后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远走他乡。
还有一个23岁的男青年，三次戒毒都没有戒断，最后，他用一根铁链将自己捆了10多天，叮嘱别人不管见他发作时有多难受，都不要给他毒品。“毒瘾发作时，像许多虫子在啃咬骨头。”有吸毒者这样描述。但这个男青年愣是用这种方式戒断了毒瘾。向春玲见到了那条铁链，有手腕一般粗。
数据显示，当地戒毒人员复吸率高达90％以上。
吸毒人口耗费了大量“毒资”。如果按照每名吸毒人员每天平均消费20元毒品计算，陇川县一份官方报告称，全县近9000名现有吸毒人员每年要“烧掉”人民币6000多万元，相当于该县2003年的财政总收入。
按同样的标准，德宏州副州长柳五三也给向春玲算了一笔账，全州2.5万余名吸毒人口一年最少要“烧掉”1.8亿元人民币，而该州的年财政收入仅有3.65亿元。如果再将每名吸毒者周围4至7名隐性吸毒者算上，全州年财政收入还不抵被毒品“烧”掉的钱财。
更为恐怖的是，毒品注射常常与艾滋病相生相伴。
1989年，德宏州首次在静脉吸毒人群中监测发现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截至2004年底，全州累计监测血清17万余人（主要针对高危人群），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8124例。“全州已经进入了高度流行期。”一份官方资料披露。
据悉，已经去世的艾滋病人给德宏州留下了500多名艾滋孤儿。
当地吸毒问题的复杂，远远超出了向春玲的想像。她没想到，一些吸毒人员之所以染上毒瘾，是由于当地缺医少药。
一位50多岁的吸毒老太太告诉向春玲，她吸毒是因为患了妇科病。这位老太太所在的村子里，25％的中老年妇女吸毒。这个村子所在的乡，共有2万多人口，却只有一名卫生员。
教育供给不足也是吸毒人员增加的原因之一。在陇川县，每年只能招收300多名高中生，但全县初中毕业生每年却达3000多名。另一个县的教育局长告诉向春玲，该县有18所初中，却只有两所完全中学，升学率仅为20％~30％。一份资料显示：“大量升不了学的初中生们，无就业门路，沦为社会闲散人员，这也成为近几年来新增吸毒人员的主要对象。”
“吸毒问题远比贫困问题更严重。”向春玲说，“它跟民族问题、艾滋病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教育问题等相互交织。”
有时禁毒人员要戴着手套从毒贩的肛门中往外抠“毒蛋”
在向春玲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1949年前曾是当地望族的千金小姐。吸毒前家境殷实，吸毒后家徒四壁。村里人说，为了有钱买毒品，她一直在偷偷地零星贩毒。
在当地，像这位老太太这种“以贩养吸”的吸毒者占相当比例。事实上，这位老太太只是庞大的毒品渗透网络中微小的一环。
她所贩卖的毒品，有一种可能，是境外的毒枭雇佣毒贩“人背马驮”，从深山密林中翻越边境，层层分销到她手中的。
向春玲在边境上看到两类极端的村子，一类是“吸毒村”，一类便是“背毒村”。1949年之前，这里边境的村寨便有着好几代人“背毒”的历史。直到现在，依旧有不少当地村民以“背毒”谋生。
向春玲见过因“背毒”而“致富”的村子。村里到处可见卫星锅和贴着瓷砖的二层小楼。这样的村子，她只是悄悄进村看一看，可不敢找人访谈。
有媒体报道，云南临沧市有个叫班老村的村子，最猖獗时，几乎家家背毒贩毒。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底，班老村村民因用背篓为毒枭运送毒品，109人被捕，33人被判死刑。
向春玲走了一趟临沧市。这个位于云南西南部的地区，与缅甸接壤的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据公安部门掌握的数字，目前全国有十分之一的毒品来自云南临沧市。
从缅北地区通往临沧，有两条公路要道。除去密林里的“背毒”方式，毒贩们经由交通要道运毒也是花样百出：
有藏在高跟鞋里的，有藏在女性胸罩里的，也有藏在家具里、汽车顶部夹层、长途车厕所、汽车水箱里等等，还有毒贩将原始森林里砍下的原木挖洞或镂空，将毒品藏在其中。
而较多的是人体带毒。有些女毒贩将毒品藏在阴道中。有些毒贩则用避孕套装毒品，然后吞咽下肚。多的能吞下一两斤这种“毒蛋”，过境后到了目的地再吃泻药拉出来。
在一个检查站，缉毒人员告诉向春玲，有时这些人体藏毒毒贩子几天拉不出来，他们只好戴着手套从这些毒贩的肛门中往外抠“毒蛋”。
毒贩们还发明了狗体藏毒、液体藏毒等新花样，加大了查缉难度。
这里的缉毒人员凭自身的缉毒经验、训练有素的警犬以及一种X光人体检查机来对付这些贩毒手段。这种仪器能发现人体中藏有的“毒蛋”，“一扫一个准”。不过，当地缉毒人员告诉向春玲，现在毒枭们也正在改进技术，防警犬，防检查机。
让缉毒人员备感头痛的是，毒枭们大量雇佣怀孕妇女带毒。根据我国的法律，这些挺着大肚子或正在哺乳的女人可以免除相应处罚，“即使抓住了也关不了，只能眼巴巴地把她们放了。”向春玲说。甚至有一些女人，为了贩毒而怀孕。
当地官员告诉向春玲，毒品是世界上商品利润率仅次于军火的暴利生意。
暴利刺激了大批“冒险家”。不仅许多当地人以此为业，从中谋取暴利，据云南省政府一份报告，来自外省和外国的毒贩也正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云南边境。
公安局长杨余，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
许多毒贩都配有枪支。向春玲听说，一些毒枭按照多少公斤毒品配发多少枪支的标准来武装毒贩。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那里却有枪声，有流血。”向春玲说。
听当地人说，如果听到枪声，他们不会惊奇，知道肯定是发生了遭遇战。
临沧市缉毒英雄吴光林便牺牲在这样的遭遇战中。2004年8月30日夜里，他和两名战友在丛林中埋伏了两个多小时，等待情报中过境毒贩的出现。当两个黑影沿着山道走过来时，因怕误伤群众，吴光林便迎面上前大喊：“站住！我们是公安局的，请接受检查！”话音未落，黑影对准吴光林“砰”的一枪。
据说追捕了7天，行凶的毒贩才落网。
向春玲在当地公安局调研时，有时遇到一些干警，几天没有洗澡，眼睛布满红丝。她问：“你们干什么去了？”对方回答：“昨晚通宵堵卡去了。”他们接到情报去堵截毒贩，刚刚从丛林伏击回来。
向春玲访谈缉毒人员时，有个规矩，访问侦察员不得询问其姓名。她知道，他们其实是“卧底”，是幕后的禁毒英雄。“卧底”告诉她，他们扮演各种角色，什么老板啦，经理啦，需要非常沉着，不能有一点心虚。在与毒贩“接洽”时，电话里声调稍有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毒贩的疑心。
有几位侦察员，向春玲在警局看到他们穿着警服，过几天，在别处碰见他们，就见他们正吊儿郎当地扮得像个混混，还朝她笑一笑。
向春玲去了设在缅甸境内的一个情报站。那是一个商铺，卧底人员正戴着斗笠在那做生意。陪同向春玲的干警就用暗语跟他们聊了几句。
“就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西瓜摊老板一样。”向春玲说。
然而这样的工作，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凶险。从1982年以来，云南全省牺牲的缉毒干警有40多人，200多人负伤。
向春玲发现，因为压力大，这里的禁毒干警大多抽烟抽得很凶。
一位乡里的派出所所长说，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不管是抓毒贩，还是抓吸毒人员，都有被袭击的危险，他们总是焦虑和提心吊胆。抓捕之前，他们处于等待、焦虑之中；抓捕失败，会感到沮丧；抓捕成功，又会处于极度的兴奋。
“下辈子一定不干这一行了。现在要能换行，马上就换，”这位所长私下对向春玲说，“不过只要在岗位上一天，就一定要抓毒贩，把吸毒人员抓到戒毒所去。”
德宏州公安局局长杨余，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他的妻儿也分别被标价。一直有人劝他争取调到昆明去，但他对向春玲说：“我不能走，我走了，我手下禁毒的兄弟们怎么办？我要撤了，就是逃兵。”
想像中，这位有着20多年缉毒经历的英雄应该是个“高大，浓眉大眼，爱发脾气，走起路来大步流星”的人，但向春玲见到的杨余，个子不足1.7米，“脸黑黑的，憨憨的样子”。
这个汉子不怕独身一人出门。“我不怕，我的命比他们（指毒贩）硬，我能克住他们。”他说。
缉毒英雄没对向春玲说什么豪言壮语。吴光林所在禁毒大队的指导员，个子也不高，细眉细眼，性情温和，他对缉毒工作“有瘾”。“我对那些吸毒、贩毒的人有第六感觉。这是一种缘。”在单独访谈中，他对向春玲这样说。有人劝他换工作，他反问：“我不干这个干什么呢？”
从金三角流入国境的毒品，能被堵截的只占十分之一
金三角的毒品要经由云南边境流入中国，会遇到堵截毒品的三道防线：边境海关和边防部队巡逻是第一道防线；内线交通要道边防检查站是第二道防线；省公安机关在出省的各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检查是第三道防线。
此外还有流动检查。
检查站的缉毒工作虽然不像“堵卡”那么凶险，却很辛苦。向春玲在木康检查站看到，过往的货物车辆几乎都要被检查。既查是否有毒品从境外流入，也查是否有易制毒品的化学原料从境内流向境外。
一位检查站干警，家在40里外，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即使儿子生病，也只是出外办事时顺便去医院看了一下。
一位检查站队长，7年没有回过四川老家探望父母。每年总想着趁儿子放暑假或春节回老家探望，但每次都因为人手紧缺放弃了。
因为毒品一旦流入内地，缉毒的成本会比边境高出许多倍。向春玲在这里常听干警们说：“我们多查一克毒品，就可以让内地人民少受一克毒品的危害。”
向春玲此行惟一采访到的一名被判死刑的毒贩，便是在第三道防线落网的。此人是一名长途公共汽车司机，因为贩运八九公斤海洛因而获罪。从德宏芒市出发开往昆明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情人将海洛因藏在汽车的水箱里。当车子刚刚开进昆明市汽车站，这位第一次贩毒的毒贩便看见缉毒人员向他走来。“我们肯定被人出卖了。”在监狱里，他对向春玲说。
数据显示，从1982年至2005年，云南全省侦破贩毒案14.6万余起，抓获贩毒人员19.5万余人，缴获毒品共计129吨。
然而当地有关人士给向春玲作了粗略的估算，从金三角流入国境的毒品，能被堵截的只占十分之一，其余大量流入内地。
“云南如果禁毒不力，内地将会‘水漫金山’。”向春玲忧虑地说。
“吸毒问题将成为继艾滋病之后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禁毒情况显然不乐观。
向春玲在临沧地区调研时发现，那种将人体内“毒蛋”“一扫一个准”的X光人体检查机，整个临沧地区只有一台。这台X光机放在流动缉毒车上，来回奔跑于临沧通往缅甸的两条主要公路之间。
毒贩们探听好情报，如果X光机正在这一条公路上检查，他们就从那条公路走；如果在那条公路上检查，他们又改从这条公路走。
向春玲问：“为什么不再买一台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买不起。一台X光人体检查机价值60多万元人民币，就连这惟一的一台，也是某国际禁毒组织捐赠的。
向春玲心里嘀咕：“如果我们发达地区少吃一顿黄金宴，把钱省下来多买一台X光人体检查机，能多禁多少毒品啊。”
一位卧底人员告诉向春玲，有一次他已经得到情报，计划扮作下家去与毒贩交接货物，但需要60万元现金。这笔钱不能走公费，他找自己的亲友借，结果只凑到28万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毒品贩子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
经费不足成为当地禁毒的瓶颈。
以德宏州为例，这个州年财政收入约3.6亿元，但年财政支出却达12亿元。政府财政中，能用于禁毒的经费，少得可怜。
全州所有公务员，被要求将工资的0.5％~1.5％捐出，用作禁毒。尽管如此，2005年初数据显示，全州所有强制戒毒所一次的最大收容量仅为8000人，只能收容全州约三分之一的现有吸毒人员。更别说这些戒毒所大多功能不全，设施简陋。在一些戒毒场所，只有寥寥几名医生和一些常规药品。陇川县15个戒毒场所中，只有6名医生。
“云南禁毒不是为它自己禁的，”向春玲说，“是为整个中国禁的。”
她认为，东部发达地区应该从资源、经费上帮助云南边境禁毒，针对当地的扶贫工作，也不要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贫困问题。
事实上，毒品问题早已出了云南边境，成为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内地逐渐出现毒品消费市场。最初，我国只有广东、福建、广西等个别省份有“毒情”。如今，全国除西藏还未发现贩毒案件之外，其余省市地区均已出现贩毒吸毒问题。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已有80％以上的县市发现了“毒情”。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现有吸毒人员78.5万名，其中吸食海洛因成瘾人员70万名。
“我们全社会都要认识吸毒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危害，否则吸毒问题将成为继艾滋病之后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向春玲断言。
在总结她的这次边境调研时，向春玲说：“我有责任告诉人们，云南边境正在发生什么，并且，与我们每一个人紧密相关。每一个人都处在毒品潜在的威胁之下。”
云南边境之外，这种威胁依旧存在。
尽管迫于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压力，近年来缅北地区原先大量种植罂粟的区域开始实行禁种，并替代以其他作物。但是，2005年2月，云南省禁毒委一份工作报告称，“境外毒品对我‘多头入境，全线渗透’的总体态势没有根本改变，‘金三角’毒品种植、加工规模不减。”
多年来，缅甸境内许多民族地方武装，由于缺乏经济来源，毒品成为其培植势力的主要财源。而近来“受缅甸政局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缅北各民族地方武装组织暗中强化军事戒备，‘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格局更加明显，克钦邦第一、第二特区等原已实现罂粟禁种的地区又死灰复燃，一些毒品加工厂在生产加工海洛因的同时，开始大量制造冰毒等新型毒品，使金三角地区的‘毒情’形势更加复杂化。”
“边境那边，禁种区域偷偷种植罂粟，在当地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向春玲说，“他们只是把罂粟种到更偏僻的地方，那里依旧有地下毒品工厂。”
“那20多天，是我心情最沉重的一次调研。”回到北京后，向春玲说。这位平常随和爱笑的女教授，翻看自己在云南的留影，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一张带有笑容的照片。
在她调研结束离开德宏州时，想起那里有一个叫户撒的地方，阿昌族语意为“佛祖的花园”。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处，一块长26公里，宽4~6公里的平坝，清澈的户撒河从中穿过，成群的白鹭在河面上嬉戏，坝子两边是青翠的山峦。这里冬天油菜花开，夏日稻花飘香。但这个“佛祖的花园”却是德宏州受“毒”害最深重的乡镇。这时，她听到车里正播放着腾格尔的《天堂》。
“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当歌曲这样一咏三叹时，向春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哗地涌了出来，泣不成声。
同行的人不敢吭气，只是不断地递过去一张张纸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