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一个人的观点被同一社会同一时期同一个人群共同接受，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观。

　　决定一栋建筑物、甚至是一座城市最终建成什么样子，除了技术、工艺、材料和财富多寡等因素之外，起最主要作用的，是建设决策者和设计人的意识。而影响人意识的，则是他的价值观。不同历史时期建筑的不同样式，反映出特定的建筑价值观。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建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极高的艺术，服务于特权与贵族阶层，造就了一系列在建筑史上成为典范的宗教建筑和宫殿，至今成为诸多历史文化名城引以为傲的景点。审视这些建筑成就背后的建筑活动，可以感受到其建造者的价值观，因为它已深深渗透于历史文化之中，是一个时期文化与精神力量的产物。

　　不同道的同路人当目前建筑界的混乱不堪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时，大家都不可避免地将矛头对准了建筑价值观的缺失。

　　如今，大到一个城市的布局，小到一个单体房屋的立面，终究是谁的价值观在起主导作用呢？是建筑师、业主抑或是行政部门？显然，在一个各方面都参与其中的共同游戏中，责任总可以在他们当中由自认无辜者向任何其他方推脱。于是，当平庸或是失败的作品充斥人们眼目时，当事者们往往陷入一场互相指责的偏执的恶性循环。在一个甲方强势时代，资本和权力决定了大多数建筑师不得不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但强势集团所表现出来的对建筑技术或是审美的无知与弱智，常常成为建筑师们私下里的笑料。所以，从建筑师那里可以听到无数关于无知决策者的笑话。这一方面显示了处于被动地位的建筑师对权势及金钱社会的无奈嘲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一个大规模的建设时代，这种状况是多么严重——建筑活动的两个最主要参与方，即建筑师与业主方，缺乏共同的审美情趣、理想和价值观。

　　建筑版的皇帝新衣要求业主方与设计师能够持有共同或相近的理想与价值观，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当代建筑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两端越走越远的情况下。

　　一方面，建筑理论正走向无聊与晦涩、以追求让人看不懂为高深的死胡同（可能短时间内无法回头），而同时又讲求“公众参与”决策机制，要求建筑设计的表现能够让大众接受，即“群众喜闻乐见”，同时接受大众的评判以进行PK.于是，无奈的决策者只能选择最稳妥的办法：让“大师”们来做吧。因为听不懂大师的理论，所以开始崇拜大师并委托大师，压根不知道其中相当多所谓“大师”当初就没想让谁听懂，这真是一个活脱脱现代版本的皇帝新衣故事。当然，社会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就在于当代建筑教育的失误，这其中包括学院中进行的对专业人士的建筑教育，更包括社会传媒对大众的建筑教育，特别是对掌握许多重大项目决策权的社会管理精英的建筑教育。

　　作为艺术创造活动的建筑设计为了给这种困境寻求药方，我试图从建筑师的历史地位方面寻找答案。我发现，古典建筑时代存在着建筑师与业主共同的审美与价值观，这是成功的建筑时代必不可少的。精英社会管理阶层共同的追求，造就了历史上无数精美与宏大的工程。建筑艺术修养，自古是贵族精英的必修课程。十九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贵族都会到巴黎鉴赏并学习古典建筑艺术。于是建筑史上产生了以巴黎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学院派。

　　作为一种古老的职业，远在古罗马时期，建筑师即作为一种与特权直接合作的职业产生了。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所阐明的许多原则，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然而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有建筑师参与的建筑活动，仍然局限于小众范畴，即服务的对象限定在国家权力机构与贵族。直到中世纪后期与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仍主要由宫廷和贵族供养，建筑艺术与修养的水平也是作为贵族修养水平的组成部分，建筑师还是贵族行业。所以古典建筑的宏伟与精美反映出的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即封建宫廷与贵族的价值观。

　　工业时代的建筑设计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筑师服务对象转而代以财富阶层，同时人文主义的觉醒催生了人本思想，由是产生了服务于大众的现代建筑运动。建筑师从沉迷于建筑风格与造型艺术，转而关注更多人的居住，寻求为个人的舒适性提供服务。

　　此时，是民主的觉醒与人文主义主宰的时期，此时的价值观则是实用、大量生产与标准化。这个时期，建筑师与业主的关系也被社会分工与商业规则固化了，贵族性早已不再，而成为商业规则的一部分。业主与建筑师都放下了贵族的身段，成为商业合同中的甲方乙方。以体现业主财富为追求主旨的作品大量复制与生产，其中也不乏少量的成功者。大体而言，我们的建筑时代也处在类似的时期。

　　建筑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无疑成为一种经济活动，必要的商业规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商业规则决定了建筑师（包括设计院）成为依附于设计费之上的经济人。一方面可能受无知业主的指令调遣，同时又为其错误的决策背黑锅。在不公正或不公平竞争中，还得忍受同行竞争的压力和业主恶意压价的双重之迫。如果选择放弃，则意味着收益的损失乃至生存的危机。可以说，共同利益、共同情趣的缺失以及互信的缺乏，致使目前的业主与设计师关系，处在非常不正常的状态。然而，建筑师要适应这种分工与角色，将这种业主的参与当作公众参与一样认可并适应，以平和与宽容对待这种状态。同时，掌握这个时期重大建筑项目的决策人，应当负责任地保护民族创造力与自信心，包括提高自身的艺术鉴赏水平。

　　重温雅典与马丘比丘从巴黎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学院派，到新建筑运动的《雅典宪章》与《马丘比丘宪章》，建筑师的价值观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之前者服务于少数的贵族阶层，后者更关注社会责任与社会变更，折射出现代商业社会更讲求社会分工与商业规则。

　　《雅典宪章》的时代已过去七十多年，《马丘比丘宪章》也过了近三十年，世界的变化仍旧十分剧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快速现代化并参与国际化的发展中大国，城市问题、环境与能源问题的严峻，甚至远超过上个世纪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同期。当然这些课题绝非纯粹的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可以解决。但关注城市发展与社会问题，作为一种建筑师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意识，是继承了现代建筑运动以来的优良传统，也是未来与建筑的最终使用者、开发商或业主达到高度统一的价值观的基础。培养一种社会共同的价值观，让我们的建筑师、政府、业主能真正在建筑活动中共同遵循，并非一种理想，而是一个可以企及的目标。这正是如今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

　　这种价值观，应讲求宽容与多元化，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讲求平衡与可持续发展，讲求生态效应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及能源的充分利用，讲求各阶层人们的广泛参与（包括不成熟的业主与大众）。这些目标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但是我相信，这些是可以潜移默化的，需要大家的努力，也包括传媒的力量。从目前世间的暴富心态（严重的崇洋与自卑）到整个社会的成熟自信，是需要时间的，也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甚至更长。正如我国的人均GDP从几百美元提高到几千美元需要数十年时间一样。我相信这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程序，我们不大可能逾越它，只可以尽量缩短这个不成熟的过程。

　　走向更加富裕与成熟的社会，以宽容与和谐培养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的建筑师、业主或开发商以及政府官员，能够在意识上达到共识和共同的追求，才能成就时代的价值观。一个人的观点若不能成为价值观，只能代表他的观点；只有当这一观点被同一社会同一时期同一个人群共同接受，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观，从而主导社会的建设行为，成为社会意义上的审美标准。从小众到大众，社会方能在发展中更加和谐。

　　来源：中国房地产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