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上海人、成都人、武汉人……我们无比努力地建设着我们居住的城市，但一座座城池却越来越不像我们所希冀的那样。“中国很多城市都已经提前患上了城市综合症，”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说，“而这些病症实际上来源于人类自身的精神分裂。”

　　病态的城市诉求

　　2005年9月中旬，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发布了“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其中对城市的主观调查和客观评估结果之间的差异之大，暴露出长久以来被人们忽视的一些问题。

　　综合排名第二的东莞市在客观评估排名中位列第二，但主观评价仅位列19；克拉玛依市表现出的悬殊更大，客观排名第6，主观排名64；而位于客观排名前列但主观评价不佳的城市还有珠海、广州、厦门、温州等。当然，口碑很好但专家缘不佳的城市也有，如主观评价第4位的杭州市根据客观指标排名仅列12名，类似的还有苏州、大连、宁波、无锡、青岛等。

　　城市排名的主观评价主要基于城市居住者对其自身生活状况及其所在城市的主观看法，而客观评估则是由经济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等对城市居民的客观生活状况建立的一套量化体系计算而来。

　　是什么分裂了专家和人们对城市的追求？或者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对城市的主观感受注定大打折扣？而就在大城市在生活质量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资料表明，更多的中国城市准备在“十一五”期间摇身进入大城市、全能城市行列。

　　然而在地产项目广告中，吸引人们的却是“花园小镇”、“非中心”、“森林公寓”等非城市区域的标语。为什么人们一面涌进城市，一面又向往逃离城市呢？在这种人力拉锯战中，城市在不断扩大，也在不断分裂，可是到底是谁分裂了城市？是过于无序的建设者，还是过于有序的规划者？

　　失落的城市精神

　　上述问题是无法简单回答的。

　　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们都给城市的起源和存在总结了很多复杂的理由，但实际上只要问一问刚刚踏入北京城的新移民就能明了，“城市代表了机会的多样性和选择的自由，这是每个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前提”。然而，怀着这样期盼的移民们没有决定城市雏形的权力，却早在无意识中被卷进了城市的涡轮中。

　　与其他领域的经验不同，城市发展并不一定随时间积累和物质积累而不断向善，同一城市在近代的“表现”未必比古代更懂得讨好自己的居民，城市的质量永远都在当下才有意义。而中国正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型当中，各种利益和审美冲动随时有可能淹没一个旧城，而再造一个新城。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新城对旧城的取而代之，一个个更高档、现代化的却更加封闭的社区拔地而起，谁能说这不是城市的进步？

　　有人选择用脚投票，逃到城市的“非中心”“花园小镇”，远离交际中心、信息中心，阳光明媚的时候社区街道依然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保安来来往往，只有每周一次到固定的购物中心进行大采购。 渐渐的城市里拥有了许多相互隔离的分区：穷人区，富人区，商业区，工业区……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这些城中城，然后用消费力投票使城与城的物质边界变成心理边界和文化边界，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城市。这就是为什么城市越大，城市经济发展被放到越高的地位，我们就越容易失落那种自由、冒险、丰富的城市精神的原因。

　　这种分区的另一个糟糕结果在于，出现了无数的城中边界。随着城市建设的火热，越来越多的建筑垃圾成年累月堆积没有人管；明明是新建的小区，小区旁却立刻出现群居的棚户民和屡禁不止的黑市；那些以水泥墙、保安和摄像头画地为牢的新社区，直接促成了社区间无人管理的真空地带，危险由此而生。失去安全的城市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拥有汽车，目的就是要在一个全封闭的空间里以最少的接触穿越过越来越危险的城市，直达目的地。

　　就这样，一厢情愿建功立业的规划者、挟资本而来唯利是图的地产商人，还有精神分裂用消费力投票的我们自己，让我们最终选择了自我封闭，而放弃了原本追求的城市多样性和自由。如果到了这个阶段，就像生物学上的“傻子细胞”一样，我们和城市都在不自觉中不断地自我复制——一个被改变了行为的细胞会继续产生甚至是它自己也不需要的产物，同时不发出任何反馈的信号。

　　打破误区的“合谋”

　　如果将城市细胞开始变得“智障”的原因归咎于外来人口和汽车的增长，只能说明我们还在误解城市的怪圈中不能自拔。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城市的运行方式，却已经迷信于在其他社会活动中已经形成的历史经验。 基于经济和技术管理的经验，一些城市管理者开始相信，对于城市生活的管理能够激发城市的活力。但这恐怕是对城市运作方式最固执的曲解。其言外之意仿佛是城市因人而生，因此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一个城市。但问题恰恰在于，城市自诞生之日起，就独有其行为模式。

　　现代城市起源于人们寻找商业机会和摆脱土地与封建关系束缚的需要，城市生活的纽带就必然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信息、商品和情感的活动中，活动越频繁，机会越多，自由越大。因此，一个城市的活力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着令人激动的无限可能，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是潜藏在城市无序表象之下的复杂有序。不尊重城市的这一运转机制，城市很有可能成为牺牲品。正如抛开北京人的公民文化和上海人的市民文化，我们很难说出金茂大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上海精神，而国贸大厦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北京气质。“城市品质的提升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这是一种在中国城市各阶层中很容易达成的共识。如果问社区居民，为什么这个社区的环境得不到改善，他们的普遍回答是，那是需要钱的。

　　简·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的确，一些城市因缺少内在的成功机制，而这种成功机制往往是用钱也买不来的。而在另一些地方，钱甚至会破坏产生内在机制的条件，可以说资金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既能造成城市的衰退，也能促使城市的再生。 目前，中国各城市正急于完成自身的扩容与改造，急于从各种渠道获得大量的资金，但是这种“急剧性资金”并不是一定能使城市获益。急剧的资金供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快速减少城市建设中的“钉子”问题，但也以可能破坏了原有的城市结构，而形成新的市民自我管理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重构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恐怕需要耐心，需要学会如何缓慢有序地向正在发生自适应的城市输入资金血液。

　　太多的误区在城市化大潮中被有意无意地引入社会共识。实际上，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过仿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居住在城市里就像鱼类居住在海底世界一样，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过于夸大城市受人影响的属性而忽视它的自然形成过程，使我们对待城市的态度极不自然，越想控制它，却免不了偏了方向。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有许多人以为是空间短缺造成的紧张情绪迫使我们不得不过上这种封闭而自我保护的生活，以致于甚至盲目扩张我们的城市；可是越是不合理的扩张，就越封闭，越是失去了我们的城市。

作者：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