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应蔡元培先生之邀，鲁迅先生从故乡绍兴采到北平，在教育部任金事之职。初到北平，鲁迅独自住在宣武门南半截胡同西的山阴会邑馆，即绍兴县馆，他的居所就是著名的“补树书屋”，后二弟周作人亦到北平，搬来与鲁迅同住，此时兄弟感情甚好。鲁迅在“补树书屋”度过七年苦闷仿惶的日子，抄碑、收集拓片，史料钩沉，他似乎要淡忘政治，埋首于学问研究。但蛰居的生活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开始解冻，鲁迅撰写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接着便是《孔乙已》、《药》等，这些白话小说确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地位。鲁迅成为了一名大声疾呼，敢怒敢言的前驱的勇将。
1918年，鲁迅借钱购置了北京公用库八道湾的一套大宅，举家迁人。然而日子依旧不平静，由于与周作人夫妇失和，鲁迅离开一手经营的八道湾，至砖塔胡同61号居住。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鲁迅在61号狭小的房间中创作出《祝福》、《在酒楼上》等一系列著名的短篇小说。
岁月流逝，时间改变了鲁迅先生的这些居所，依稀漫灭间我们很难再找回过去的原貌。但好在时间又是公平的，它仍留给我们能够纪念先生在北平这十几年的事物，那就是北京西三条胡同2l号的鲁迅故居。
1923年，鲁迅暂居砖塔胡同，母亲鲁瑞经常白天到鲁迅那儿，晚上再回八道湾，为结束这种辛苦和尴尬的奔波，她希望和鲁迅住在一起。鲁迅十分体谅母亲的苦心，便向友人许寿裳、齐寿山各借400元，购买了北平阜成门内大街路北的西三条胡同21号房宅。这笔借款直到鲁迅去厦门教书时才还清。
西三条胡同和北京许许多多的小胡同一样悠长、直畅，两边是方方正正的四合院人家，大门一关，里面便是一统的天下，透着地道的京味。西三条胡同东南不远的地方可见一座高耸的白塔，那里是有名的白塔寺。这条胡同原来比较偏僻，自鲁迅来到后，在两年的时间里，改变了它默默无闻的历史，变得不平凡起来，它拥有了青年们的欢声笑语，更拥有了鲁迅先生严峻却炽热的思想情感。今天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成为文学青年们缅怀当年文学巨匠的重要地方。
1924年5月，鲁迅迁至西三条2l号，母亲也一同住进来了。这是先生在北平的最后一站，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一是21号是鲁迅自己动手设计建造的，在这里先生写下了《华盖集》、《华盖集续集》、《野草》等文集，以及《仿徨》、《朝花夕拾》、《坟》中的一些重要文章；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在此处确定了与许广乎的恋爱关系。1925年许广平亲手绣了一对有“卧游”、“安睡”字样的枕头巾，送与鲁迅，鲁迅勇敢地接受了她的爱，并给予了爱的回报。许广平回忆说：“宁不知人待我厚，我亦舍身相报。”作为爱情的信物，这对绣花枕头就保存在鲁迅故居的卧室内，仍完好如新。
原来的21号房间空疏，不便于生活、工作，于是鲁迅亲自设计草图，勾勒房间轮廓、布置，共研究出两套预备方案。经权衡比较后，鲁迅放弃了第一种房间密匝的方案，采用了较为清爽、方便的后一种。经建造起来的房宅证明，这套方案既充分体现出北京的民宅地方特色，又符合鲁迅自己“留有余地”、“留有空白”的审美原则。
遵照北京的地方习俗，21号大门开在东南角，饰以金边黑漆。进门后为一道影墙，绕过去走十来步，经四扇平门就可进入前院。院内南向有三间房，北边也有三间，东西各有两个小厢房，与后院有一夹道小门相通，形成一个四合院式的整体。庭院内有三株小丁香树，是鲁迅亲自买回手植的，那幽幽的清香飘散于院内的每一个角落。南房主要用于会客、藏书，最西边的一间则是客房，女师大风潮时，许广平曾在此避难。鲁迅藏书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方法，他喜欢用绍兴特制的一种木箱放书，既利于分类查找，而且拎起来便可托运搬走，十分轻便。鲁迅从绍兴带了八只这样的木箱，以后陆续在北平、广州等地按照这种样式打造。这些木箱一只摞一只，摆满藏书室的整面墙壁，像是一大排的组合书柜，整齐有序。
21号就地取材，在原有7间房的基础上改造修建，大大利用了原来的空间，整个建筑没有一丝窘迫紧促之感，舒缓之中又见紧密。除此之外，鲁迅还在房间装修的细节上稍加点缀，更具匠心。他把每间房都用槅断分开，分为明间、次间，槅断用木条组成方格，核以白纸，饶有日本风味。鲁迅还把房间的门窗漆成鲜艳的大红色，格外地耀眼，似乎代表了先生心中永远燃烧的一团旺火。
在故居最能体现先生独特构思的是“老虎尾巴”。北屋的三间房，东边为母亲鲁瑞所住，西边是前妻朱安所住，正中堂屋是一家人吃饭活动的地方，而“老虎尾巴”便是从正中堂屋向外凸出的一间小小的房间，像是一条小小的尾巴接在后面，人们戏称为“老虎尾巴”，鲁迅却自嘲为“绿林书屋”。这是先生自己精心设计的工作室兼卧室。房间与堂屋用老式桶断隔开，可分可合，夏天通风，冬天不用生火都很温暖。先生还充分利用“借景”的方法，在北墙开有大面的玻璃窗，使后院景物一一纳于眼中，小小斗室，随四季的变化而更换着不同的自然风景。许广平曾描绘道：“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浙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鼓，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晨夕之间，时或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盖必大有一种趣味。”先生将一张长的三屉桌摆在东墙下，不论上午下午，都能吸收充足的光线。他坐在桌前的老藤椅上，喝着苦涩的浓茶，吸着烟，看着书，然后奋笔疾书。有时累了，立起来在不过七平方米的小屋里走动一下，看一看窗外的景色，思想在光影移换的时空中跳跃，这时，他总能获得更深的触动。
《秋夜》中，他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默默地铁似的直刺向奇怪而高的天空”。枣树在先生笔下，成为黑夜中正义的灵魂，同时也是先生无声的、顽强的自我象征。在后院先生种了各类植物，碧桃、花椒、刺梅、榆梅、枣树，可惜那两株因《秋夜》而闻名的枣树已经枯死。现在人们所见的小枣树是1995年补栽的，它们还没有完全成熟，带着孩子般的稚气在风中窸窣作响。抚树遥想，这样的快活和愉悦应是鲁迅先生所希望看到的吧！“老虎尾巴”简洁干净，床铺、桌椅，以及陈列在桌子上的砚台、笔筒、带盖的茶碗、烟灰缸、闹钟等，仅此而已。鲁迅性格随和，不喜欢繁文缛节，因此一切从简，东西实用方便就行。他习惯把东西放得整齐有序，每次写完文稿，便收拾桌上的杂物，将有用的东西归类。
鲁迅所使用的每一件小物件都是普普通通的，放在他处引不起人们的丝毫注意，但它们在鲁迅的生活中却格外重要。那支“金不换”笔是他投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那盏高脚煤油灯，他曾高擎着，导引黑夜中前来寻访的青年们，指明他们脚下的路；那只小钟无数次地把他从微曦的黎明中唤醒，去迎接新的战斗。现在这些普通物品都成了重点保护的文物。
在“老虎尾巴”的西壁上挂着一张醒目的条幅：“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鹚之先鸣”，这是鲁迅从屈原的《离骚》中摘录的诗句，请友人乔大壮书写挂于墙上。先生十分珍惜时光，为夜间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茶要泡得浓，烟也抽得凶，到夜深之际，仍旧伏案走笔，直至东方泛白，有时倦了，便和衣倒在床上，算是睡过了一夜。
先生的书桌前有一张照片和一幅画，特别引人注目，它们是先生工作的精神动力。照片是藤野先生的，八字须，戴眼镜，黑瘦的脸颊，目光严厉又含着一丝和蔼。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详细追忆了与藤野先生的师生情谊，照片是藤野先生离别时赠与鲁迅的，背后写有“惜别”二字。鲁迅一直把它珍藏身边，每当惫懒或消沉时，抬眼望见藤野先生熟悉的面容，便又振作精神，继续在清冷的夜里守定那一张寂寞的书桌。画名为《五个警察和一个》，是青年画家司徒乔根据亲身经历所画的炭笔素描。画面是一个憔悴的孕妇手牵3岁的孩子，她的身后追着5个手举木棍、强壮的警察。孕妇为孩子多讨了一碗粥，便遭到了追打，画家目睹惨剧，愤怒地画下了这幅素描作品。鲁迅在画展上一见当即买下，回来挂在桌前，以此激励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大声呐喊，将胸中沉郁的怒火化作燃烧的烈焰，去焚毁这个黑暗的世界。
1926年，由于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坚决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鲁迅被北洋军阀的段棋瑞政府通缉，在北京过着逃难的生活，身体和经济陷入困顿。为摆脱困境，同时怀着对南方革命的向往，鲁迅和许广平一起南下，来到厦门执教，两年后又去了上海，今上海也还完整地保存了鲁迅先生的故居。西三条21号自先生去后，一直由母亲鲁瑞和前妻朱安女士照管，1943年鲁瑞去世后，便由朱安一人苦苦支撑。鲁迅与朱安之间虽没有爱情，却有着相互的责任感，鲁迅逝世后，仍嘱托许广平负担朱安的生活，而朱安在孤苦愁病的情况下，也替谢世多年的鲁迅考虑到他在21号大量书籍、手稿的归宿问题。朱安给许广平去信，把21号故居全部托付给鲁迅唯一的后代周海婴。办完一切事后，1947年6月朱安病逝于2l号故宅，像影子一样消失在这个寂寞的世间。由于海婴年纪尚小，一时无法接管2l号，而北平时局又陷于动荡之中，国民党在撤退时肆意破坏文化遗物加上八道湾不时来人收拾故居物什，21号面临遭到破坏的命运。这引起了鲁迅在京友人的焦虑，也引起北平地下共产党的重视和关怀。
他们秘密采取行动，假借军方命令，围住21号，不许闲人入内，后又假借北平地方法院的判决，在故居门前贴上封条，从而保护了故居的完整面貌。当我们徜徉于21号故居时，心中会浮现出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而那些为保护故居而努力的人和事呢，却知者甚少，他们也应该长留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