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2004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由改革开放前的17.9％提高到41.8％，城镇人口由1.7亿增加到5.4亿；全国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61个；建制镇从2000多个增加到2万个。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设施的投资力度，城市功能逐步提升，人居环境不断改善。2004年，中国城市用水普及率达到88.8％，燃气普及率81.6％，污水处理率45.7％，人均公共绿地7.4平方米，生活垃圾处理率52.1％，人均住宅面积24.9平方米。
中国正在经历的城镇化进程，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据悉，到本世纪中叶，为了支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国城镇化率将提高到75%%左右。中国将用几十年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完成的城镇化过程。
中国城镇化在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专家们也坦陈：非自然集聚、未经充分竞争的中国城镇化，凸显出众多人为因素，遭遇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西方后工业时代“城市病”有很大差异。据悉，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一些不切中国实际的城市建设问题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发展城市一味“做大做强”，纷纷争做“国际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城市蔓延扩张突破城市整体规划指标的状况在多个城市普遍存在，使城市发展陷入无序和失调状态。
建设部总规划师陈晓丽在2005城市可持续发展南宁国际会议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与此同时，在许多大中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诸如水资源紧张、能源短缺、废弃物污染、大气环境质量恶化、中心区人口过密、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设施严重滞后等现代城市通病，这些问题一方面对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现实的负面影响，同时也给城市系统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不容忽视的隐患。
陈晓丽说，我国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存在局部地区的片面追求城镇规模和发展速度、忽视质量的倾向，城市发展中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大拆大建、不注重保护城市历史文脉和特点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同时由于城市规划编制时目标不够完善，在分析确定城市发展目标时缺乏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导致了有些城市规划本身的先天不足。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由于体制的原因，城市规划的法制和管理还尚待完善，实施与规划还有相当距离，城市发展上难以改变以往的盲目扩大规模的外延式发展模式等。
两院院士吴良镛也在2005城市可持续发展南宁国际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现状不容乐观。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复杂的社会矛盾，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老年问题等，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差距也在扩大，利益冲突加大，堪为忧患。这些问题盘根错节，不能不引起反思。在积极解决各种问题的同时，对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和对建筑与城市理论发展方向的探索，既显迫切又属根本。
如何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中国城镇化不能回避的严峻挑战。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十一五”期间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做出了选择，明确提出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吴良镛表示，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已从1978年的17.9%发展到2004年的41.8%.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单纯走西方的道路，照搬别国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城市分散、汽车化、郊区化、摩天大楼等……这一套不能照搬，矛盾重重，中国也学不起。
陈晓丽说，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特殊时代背景使得我国与当年西方发达国家和后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条件大为不同。国情决定我们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城镇化道路，走主要依靠自己的发展之路。我们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中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模式，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有专家指出，中国必须学会让市场的力量来调节城市规模，长期以来形成的在城镇化方面严重排斥和否定市场机制作用的倾向，如规划城市规模、左右人口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向等，必须改变。同时，必须建立起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