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发生了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1984）、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1986）和英国北海油田钻井平台火灾（1988）等一系列重大工业灾难后。重大事故风险威胁再一次成为国际安全界的关注的焦点。这些事件发生虽然十分罕见，但由于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使工业、科技和保险经营等各界对低概率后果严重事件风险评价与控制的研究格外重视。其典型的例子是在美国航天飞机的研发中，由于当时航天飞机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航天飞机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骄傲，其系统运行具有很好的可靠性，在安全上可以“万无一失”。美国航天局先前一直应用传统的工程理论所谓支持系统的方法解决各种安全和可靠性问题。这种理论使多数人包括一些决策者认为航天飞机发生灾难性事件的可能性极为罕见，几乎微不足道。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全世界的注视中升空失事，再一次引起对罕见事件风险的反思。美国航天局开始请国际科学应用公司的系统安全专家对航天飞机的风险运行全面的检查分析，结果科学家得出一个结论：航天飞机每次执行任务出现灾难性事故的概率是0.7%，也就是在145次飞行中，可能有一次会出现灾难性的问题。这项研究还排列出了导致航天飞机失事七类重大风险，其中风险性最高的是主发动机故障，机率为37.8%.这些研究结果已列入了美国航天局1997年—2000年的研发计划。低概率重大事故定量化风险评价在我国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公众、管理人员，甚至包括一些安全科技人员对其潜在影响认识不够，导致对一些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存有冒险与侥幸心理，实际上定量化风险评价技术水平较低也是在我国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往往重视后果处理，忽略事前预防原因之一。

　　低概率事件一般是指发生可能性小于5%以下的事件，而低概率重大风险事件是针对相对发生概率很小，但可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后果严重的事件而言。一般低概率重大风险事件的诱因主要分成以下六类：

　　1、工业生产事故

　　2、环境污染

　　3、大型工程失效（水坝、摩天大厦、隧道和桥梁等）

　　4、运输工具故障（航空、航海和航天等）

　　5、自然灾害（水灾、地震、飓风和烈性传染病等）

　　6、人类自身活动（恐怖主义，战争，种族与宗教冲突和探险等）

　　由于低概率事件的罕见性和不确定性，使许多人对它漠视甚至误解：公众更多关心它的后果，而很少注意到突发事件的概率，对不同类别事件概率的差别也不敏感；人们更多关心现时的安全性，对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一遇的未知事故往往采取容忍心理；就多数公众而言，对风险的判断主要凭借自己和周围人的经验，甚至感觉，而对科学家提出的复杂计算模型和令人费解的预测结果常常不以为然。

　　近代工业逐渐向大型、集团化发展，一些大型、高能和高速的工艺和设施越来越多，工业生产领域中低概率重大事件的风险相对明显增加，其识别、评价与控制技术也日益完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定量风险评价（QRA）技术。由于QRA技术的不断进步，事故不可知论已成为过去，使凭侥幸心理和单凭经验进行安全管理的思想将逐渐被淘汰。QRA方法的应用能够比较精确估算工业活动中某些特定风险的概率并对低概率事件后果做定量化的评价计算，进而比较事故（风险）可能发生的主要条件和各种方式，由此帮助技术人员和决策者控制资源配置和预防工作的方向，而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确定政府或企业所必须清楚面对的风险强度和确定承担风险的能力。

　　重大事故风险的罕见性（低概率）和不确定性使其评价工作变得困难和复杂。某些事件的模型，如飓风的评估，也许仅包括数十个可变因素，但在工业领域，如大型化工企业，核电站或航天器，其风险概率评估模型中可能包括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个可变和交互影响的因素，其中每一个因素都代表可能失效或出现故障的元件。评估模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必须能够精确的描述这些元件在运行时产生的相互作用。 如果没有更快的处理器，更先进的软件和巨大的数字存储能力的支持，实现这样复杂多变的计算是难以想象的。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一些概念化计算软件的迅速发展，科学家才能应用数学方法，对导致某些事件的微小、复杂和可变的因素做出识别，并运算和预测这类（个）事故的概率值，进一步还可以应用数字实现技术，使这个事故被最接近于真实的模拟出来。

　　风险概率分析提出已经有40多年历史，但定量化方法应用还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近十年是QRA发展最快的时期，并且公众对其信任度也在不断提高。进入九十年代后期，QRA已从单项的定量化事故树分析和连续系统模拟，逐渐发展到复杂系统运算和重大社会经济发展决策的支持[1].

　　目前在美、英、日和欧共体等工业发达国家，几乎对所有重大工程项目和建设规划都需要事先做定量风险评价和安全建议[2][3]，其目标：一是认识重大工程或规划自身的风险和附近居民所承受的风险等级，二是由安全部门决定其风险是否可以使工程规划得以否决或批准。在八十年代前，这些评价和建议主要是依靠专业与经验的判断。这些判断是通过对假设释放出的危险物质进行离散计算，然后据此进行预测得出的。现在看来，其评估的方法与其说基于风险，还不如说是基于后果。在八十年代后期，在数字化技术推动下，QRA的研发在技术上有了重大突破，数字化的个人风险等值线和社会风险曲线（F-N曲线）等技术不断更新、完善，这些技术方法和评估模型开始在工程设计和社区规划中实际应用。

　　QRA计算重大事故风险主要过程包括：

　　1、依据重大危险地点、物质特征、物质质量、控制和安全系统、以及操作程序，计算并确定能够造成伤害后果的假设泄漏的典型泄漏量。

　　2、利用历史上的失效统计分析（即所谓的一般失效概率数据）确定每一次假设泄漏在某一给定时间段内（一般是一年内）发生的可能性。结合使用成熟技术（例如定量化故障树分析技术）所得的基本构件的失效概率数据，得出每一次假定危险物质泄漏的概率值。

　　3、对每一次泄漏进行评估，包括危险性物质泄漏速率和泄漏持续时间。

　　4、计算有毒以及易燃性物质泄漏释放后，在不同天气条件下的大气扩散构成。对于易燃性物质的泄漏，要考虑在泄漏源立即被点燃的可能性。同时对延时点燃的情况，则应按照易燃物质浮云或气流内预测浓度等级以及沿途点火源的分布及点火可能性的差异分别给予处理。

　　5、在上述扩散、爆炸以及火焰计算基础上可以确定各种不同危害参量（有毒气体浓度、热辐射、火焰区的延伸以及冲击波超压或冲量）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

　　有毒物质的危险度评定标准是基于急性中毒剂量毒性负荷（毒性负荷＝Cndt），或更大剂量毒性负荷的机率。对于易燃性物质的危险，需要考虑热辐射、火焰区域以及爆破产生的冲击波。